17年前的海淀黄庄， 第一代被“鸡”大的娃， 后来怎样了？（组图）

本文的主人公刘晓寺，便是最早在海淀黄庄长大的那批孩子之一。从他五岁起，人生便要面对无数的考试、面试与比较，才能顺利进入下个阶段。

奥数班的教室被一分为三，讲台上的老师，高出课桌一头的小学生，和强打着精神记笔记的家长们。鸡兔同笼、火车追及、水池注水，亘古不变的数学难题构成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而奥数班只是其中一环，灌满孩子们的童年的，还有少儿英语、演讲比赛、满分作文培训班。

在北京海淀黄庄，培训机构分布在写字楼的各个角落，刚需的，冷门的，合规的，偷摸摸的。被迫浸泡其中的孩子们，用今天更潮流的说法，叫做鸡娃。

本文的主人公刘晓寺，便是最早在海淀黄庄长大的那批孩子之一。从他五岁起，人生便要面对无数的考试、面试与比较，才能顺利进入下个阶段。

今年他23岁，当他回望过往的成长经历，海淀黄庄的教育神话，别人家的孩子，没有尽头的卷子和补习班。那些有形或无形的比较，似乎仍旧在长久的时间里围绕着他，而他从未走远。

以下是他的讲述。

天之骄子

2004年，五岁的我牵着妈妈的手，跟着她去找老师。小学位于海淀区中关村的核心区，寸土寸金，兵家必争。因此教学楼的走廊也出奇窄小，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更是常年不见天日。只有头顶微弱的白光，隐隐照亮前面的路。走廊尽头的门开了，老师推门而出，我在妈妈的指引下远远地和老师打招呼：“老师好！”

“不许拉着妈妈的手！”

五岁的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指令，因此惊慌。妈妈倒是听话，迅速把手抽了出去。

于是，失去了手的我，如同断了奶的婴儿，站在楼廊里哇哇地哭，更严厉的训斥从走廊的另一侧呼啸而来。我已忘了这一天如何收场，但我会记得，作为中关村某小的一年级学生，我不再享有抓着妈妈的手的权利，当然，更不享有哭泣的权利。

这就是我的“开学第一课”。

进入这个学校，并不容易。印象里还需要一个象征性的笔试。一群几十公分高的小生物，还没有上学，就已经上了考场。老师在前面坐着，每个人做二十道数学口算题，大概是加减法或比大小。然后上交，老师现场判卷，得胜者就可以拿着一张二十分的试卷，出校门，换取今天的冰棍。

没人知道，为什么还没有上过学的孩子，应该会这些题目。但一批孩子，已经因此被拒之门外。

几乎所有北京人都知道这所学校的名字——在2021年的毕业典礼上，郎平、康辉、莫言、雷军先后为这些，也许对他们的成就毫无概念的小学生们寄语。

同样的，在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隔壁班的同学曾在祖国60周年庆典的花车上对着胡锦涛主席微笑；学校的管乐团、合唱团也曾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

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场少数民族手拉手的活动，邀请少数民族的学生进京——所有路费由对接的班级自筹。于是，全校的小朋友们集体行动：卖废品，爱心义卖——这当然凑不齐一趟往返的飞机票。因此，学校又举办了“爱心捐款”，只要父母献出一点爱，小朋友的梦想就可以因此实现。

家长们献了爱心，小朋友们达成了愿望，学校的宣传语当然是——某小的孩子自筹路费，送小伙伴进京——于是所有人都为小朋友的机智喝彩。

当时，我们班“牵手”的民族是德昂族。大概是在同学家长的帮助下，我们真的联系到了一位云南山区的德昂族女孩——曹春香——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我们筹集了她来北京的一切费用，带她逛北京，看升旗，吃烤鸭，甚至还去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四个北京人和一个云南人，共同许愿要在北大相见，小小的眼睛闪着比未名湖水还清澈真诚的光——毕竟，我们可是这所小学的天之骄子。

当然，我们最后也没能相见。

初代鸡娃

我总是和朋友吹嘘，我小学做的试卷比很多人中考做的还要多。毕竟，我们可是“鸡娃”的老祖宗。

学校没有期中考试，但一学期有两次验收，外加期末考试。一个学期被分为三段——不是在准备验收，就是在准备期末考试。

数学的口算验收是我的噩梦。在模拟验收时，我五分钟只能做40道口算题，离60道的规定数目相去甚远。

老师一个电话打给了家长——“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做完60道，怎么就你们家的孩子就只能做40道！不合格！”

聪明的老师，巧妙地隐去了“别人家孩子”的数量——50人的班上，可能只有五个人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但家长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做出来，家长只知道，自己的孩子不能被落下。于是心急如焚，揪着我挑灯夜战。抓来计时器，设定五分钟。

11点的夜晚，计时器唰唰地转动，身高刚过一米的我趴在窗前高高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一边写一边祈祷着叮铃铃的声音慢点响起。

但那声音总归会来，一次次艰苦努力宣告失败，准备迎接从背后袭来的毒打——我后来想，这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为了泄愤？

一顿并不严厉的打骂后，我擦干眼泪，把计时器又拧到五分钟——偷偷多拧一小个刻度，为自己争取十秒钟的喘息，而后继续奋笔，继续失败，被责骂，而后一切继续。

就在这样的苦战后，我终于在两天的时间内速成为计算高手，验收时，60道题顺利完成。老师家长一片欢呼。第二年难度加大，这样的痛苦又如数重演。

而很快我就知道，验收并不是最大的苦难。

平静是被我姑姑打破的。那天的闲谈里，她偶然询问我的母亲，我有没有什么课外班，母亲细数了我的围棋课，书法课。

“没有奥数课？”我的姑姑惊讶万分。

奥数——这个所有海淀黄庄人的梦魇，在这一刻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但我和我的妈妈知道得已经太晚了。我三年级的弟弟已经学了两年。

于是，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午后，我被塞进了一间装了40人的教室，老师是姑姑推荐的。据说这个机构和某重点中学有合作，如果表现优秀，就可以获得入学名额。

但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教材的前几页，印着机构的老师介绍。我在老师的简历中一次次看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字样，也有些是我那时根本瞧不上的学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节课下来，走在楼道里，我已经可以清晰认出走廊里路过的每一位老师，并叫出他们母校的名字。

而后，我发现我并不孤独。在这个全北京最知名的奥数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听懂老师上课的内容。

当然，他们也不一定会关注那些老师的简介，他们也许会在课上看书，作画，练书法，画素描——这是全北京小艺术家们的殿堂。

但是，这节课上，也一定有那么一两个讨厌的小孩子，不但可以听懂，还可以上台演示，还可以期末考满分，并在家长会上和自己的家长一起收获所有人艳羡的目光。

于是，我们这些小艺术家们，为了成为这些大数学家，在一个个午后走进这间海淀黄庄的教室。

可是到了后面，家长们发现了我们想在奥数课上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并决定采取行动。某个周末，就像商量好一样，教室的过道里突然间坐满了家长。每一个学生身边，几乎都坐着一位家长，所有人坐得比学生还要笔直，聆听老师在上面口若悬河的教诲。

前半节课，家长们认真地摘抄着老师的板书，准备回家给自己的孩子们辅导。后半节课，家长们逐渐败下阵来。我印象很深，我妈妈去听我的第一节课，是我提醒她——“妈妈，醒醒，下课了”。后来，家长们越来越少，但我的妈妈一直坚持在一线，成为了教室里的“钉子户”。

可是，我的妈妈最终也无法听懂。在一个深夜，我们面对着一道数学题束手无策时，拨通了我远在美国的表姨的电话——她本科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硕士毕业于MIT数学系，留在美国工作。半小时后，表姨也在一道火柴棍问题上败北。印象里，这道题老师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完了——这是一道“送分题”。

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很快发现，高手就在我身边——小我一岁的表弟，我姑姑的孩子，成为了我的数学老师。那道火柴棍的题目，他十分钟就做出来了。我们上同一个小学，他也是学校里有名的数学天才。

后来，我每周末都在我们学校知名数学天才的家里小住。那时我才意识到，天才出自勤奋的真谛。

在我的印象中，三年级的表弟几乎没有在两点以前爬上过床。每天十二点多，我已经困到不行，我的姑姑就放我一马，让我去里屋休息。而我的姑姑，和我的姑父，还陪着我表弟在客厅挑灯夜战。

而且，我周末来我姑姑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学奥数。但我的表弟却不然——练小提琴，学英语，写作文，十全大补。但是，除了奥数，我的表弟显然并不精于其他，于是打骂的家法又一次派上用场。

时常，我躺在房间床上，可以听到我的姑父挥动皮带追着我表弟打的声音，然后传来我表弟的哭嚎，逃跑和我姑父追赶的声音，以及我姑姑在旁边的加油助威——“打他！作文写这么慢！该打！”。于是传来我表弟更大的哭嚎声，和桌椅碰倒的稀里哗啦的声音。

但是，这样的责打并非全无好处。我的表弟在全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因为奥数成绩优秀而被北大附中录取——那是一所以素质教育闻名的学校。

但他们家后来举家移民加拿大，似乎上北大附中还是普通学校，也并不是非常重要了。

升学之路

至于我的升学之路，则要坎坷地多。

当时，每个重点中学都开设了“坑班”——如果你想来这所学校读初中，就要报名这所坑班，占着这个坑位。我报的某西城区初中，周末的坑班有18个班级，可是，只有前三个班，才有机会进入这所学校，而其他的人，每周末只是来这里陪跑。

当然，前三个班的名额并不固定，这个坑班每半学期一考，考试以后，班级调整，风水轮流转。因此，理论上人人都有机会。

坑班的价格记不清了，可能一万块一学期。我当时报了四个，因此周末的四个上下午，被四个坑班精准划分。老师们讲授的内容不重要——甚至有两个坑班，因为用的是同一套教材，讲授的内容一摸一样。

但这并无大碍，因为所有人看重的并不是教学，而是“机会”和“位置”。我在四个坑班，花着毫无概念的四万块钱，在课上心无旁骛地练习我的绘画技巧，并且在考试时，希望我能进入前三个班。尽管从未成功。

因为坑班盛行，升学压力巨大，学校的课业难度也陡然提升。除了语文课，我们几乎每节课都开始用“自编教材”，试题的构成基本是一些重点中学升学题。

而那些升学题，很多都是中考，甚至高考的原题——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第一次接触了高考英语的“完形填空”。

没有人会问你是不是听懂，是不是认识那些单词。因为班上总有那么两三个会做的。于是我们拿到试卷，交了白卷，便理所当然地等待着老师表扬那些满分或者接近满分的学生。

再之后，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有同学可以成为满分，那么没有成为满分的同学，也要“努力”成为满分。

自然，音体美改成语数英，科学老师永远请假，自然老师一直缺席。再之后，主科老师可以公然宣称，只有改完错题的同学，才可以去上体育课——这成为某种特权和荣誉。

浑浑噩噩，我等到了毕业。四个坑班，没有一个坑班是成功的。

最后，我凭借跆拳道特长，进入了重点中学。这没什么可丢人的，我们班，只有八个人是因为考试进来的，剩下的都是特长生，推优，或者随机分配。

走不出的海淀黄庄

可是，海淀黄庄，别人家的孩子，却似乎成为了我头上永恒的诅咒——别人家孩子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有形或无形的比较，时刻成为我噩梦的源泉，被抛下被淘汰的压力，则成为我失败后继续努力，而后继续失败，继续努力的唯一动力。

初三毕业时，我保送了自己学校的高中。可是高中第一天，老师却在班里说——“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自己考不上人大附中？”——人大附中，别人家的学校。

高三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一所外地的985大学。在亲戚朋友的聚会上，大家听说我学校的名字后，总会问——“为什么不留在北京呢？”

后来出国读书，上了一所常春藤学校，但并不是哈佛耶鲁。于是，那些质疑再一次理所当然地纷至沓来。

我读研究生时，学校窗外的风景

无论中考，高考，还是出国，我都拼尽全力。可是我终于还是无法成为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于是在某一刻，回望过去，却发现自己始终在为另一座山而奔跑，跑上了一座山，看另一座山更高，于是继续奔跑。没有人保证另一座山头可以许诺你快乐和幸福。甚至，我可能就在别人正在仰望的那座山头，可这样的安慰无济于事，因为你知道，远方有更高的山。

于是你必须奔跑，成为那座山的阴影，几乎是你的宿命。

我当然很理解我的父母。如果你不成为山尖上的人，就只好成为山脚下的芸芸众生。

而当你跟他们抱怨所有的不快乐的时候，他们只会说，别着急，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到山顶——可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未曾见过山顶的模样。

我们，就活在山尖的神话里。

前些日子和朋友打电话大哭，说感觉未来无望。现在想想，无望的理由也很好笑——作为一个北京人，竟然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于是想见自己未来在就业市场、婚姻市场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如意。朋友安慰我——很多人都在北京没有房呀。我反驳——可是有人有房子啊。

在那一刻，我又想到了海淀黄庄的古老神话。哪怕有房子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哪怕做对奥数题的概率是百分之一，我们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也要为此而努力。

因为赛道是如此的单一，标准是如此的恒定，成王败寇的思路是如此深入人心。而在神话下的我们，毫无喘息之机，必须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神话”，或成为“神话”话语中的众生。

也许，至少，我们曾经参与了某一个神话的书写——海淀黄庄的“教育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