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医口述：有些孩子犯罪，是因为他们生病了（组图）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能想象自己的孩子被疾病折磨20年，直到行为怪异，被当成疯子，甚至失控杀人，自己仍一无所知吗？

这是法医林红桶一位案件当事人的亲身经历。

有个男人在7岁时被人恐吓，出现应激反应，患上了儿童PTSD。

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小孩记不住那些不愉快的小事”，在PTSD的所有类型里，儿童PTSD最容易被忽视，连医院都很难检查出来。

但它又特别常见，因为小孩子更容易感到害怕无助，哪怕被小狗咬一下，或者亲眼目睹爸妈吵架，都有可能让他们发病。

这个男人的病因更简单——仅仅是有个大人故意吓唬他，说在他脑子里放了条虫。

一句话，让他病了整整20年。

为了治好自己的病，他做了件让林红桶都恐惧的事。看到那个案发现场，两个法医差点吐了出来。

在东北，当法医得会点人情世故，遇到迷信的情况，不能太计较。

我见识过不少家属的“特殊要求”。

有个家属拦着我，不让我对她死去的女儿按下快门。

理由是人死了不能穿着鲜艳的衣服拍照，否则投不了胎，“就会被困在这里出不去。” 她指着尸检中心的大院，满脸认真。

说完还补充一句，“大仙说的。”

还有个家属，直接把我挡在尸检中心门口。她叉着腰喊，“就是不行”。原因是“我儿子是处男，不能让女人碰身子。”

僵持了好一会，她服了软，端来一碗浑浊的香灰水，“你得先喝了这碗水，才能看我儿子。”

又是大仙说的。

来尸检中心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反感“大仙”这个职业。

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

那天，我从现场回来，本就不宽敞的走廊里摆了两排花圈。

侧身小心穿过十几米长的走廊，我并不知道家属是怎么躲过保安的视线，偷偷把它们运进来的。

大院里烧纸的痕迹提醒我，这里又被大仙照顾过了。

保安大爷养了只布偶猫，它的工龄比我还要长。它似乎也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布置，自在地躺在纸灰里打滚。

我上前摸了摸小猫，和师父抱怨，“大仙说什么就是什么呗，大仙怎么没算出她孩子活不长。”

但师父告诉我，有些地方的人，活着需要一个念想。

所谓的大仙有着极高的权威，左右着村民们的言行。真遇上解决不了的事了，也能给他们一个出口。

“还当上土皇帝了，”我这样想着，接起同事的电话。

没想到这次的死者，居然是个大仙。

“全都是苍蝇，快来吧。”同事在电话里说。

发生命案的地方叫台子村。

死者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死在了家里。

她干了四十多年“大仙”，平时靠算命换口饭吃，年轻的时候死了丈夫儿子，被婆婆赶走，骂她：“克夫克子”。

她被赶走后，有人看她去了山顶的庙里，每天躲着人，过了段时间“成仙”了。

她本来人挺好的，“成仙”以后就变了，脾气暴躁，爱骂人。据说得罪过不少人。这次可能是被报复了。

我心想管他什么仙啊神啊，只想专心把活干好。

可进了屋还是没淡定的了。

她家的布置我现在还记得清楚。小屋的墙上挂着红布帐，正中间是个大木桌。桌上也蒙着红布，上面摆放着神龛。

神龛也用红布蒙着，隐约透出里面的神像。

前面摆了香炉和蜡烛，蜡烛倒在桌面上，将红布烫出了小洞。

房间里没有其他摆设，死者靠坐在墙角，爬在她身体上的苍蝇觉察到有人走近，轰的散开，差点迷了我的眼睛。

“真讨厌夏天”，我想，抹了把脸，看向尸体。

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横贯伤口。

割喉致死，可能是仇杀。同事细细勘察现场，我也打开相机。

桌上的红布并不平整，有被扯动的痕迹，我掀开神龛上蒙着的红布，里面有一座粘接过的佛像。

尸体离桌子挺远的，可神龛上面溅了血。凶手可能是把人控制在桌前，杀害后再推到角落里，死者挣扎时手抓乱了红布。

我这样想着，耳边传来声干呕。“这心理素质不行啊”，我笑话同事。

他没接话，示意我来看尸体，我也差点把刚吃的饭吐出来——

死者的头从眼眶处上下离断，几块颅骨碎片丢在地上。远看我以为是她的白色短发，凑近一打量，才发现那是她颅底骨面的反光。

她的脑子不见了。

“遇到大活了。”我赶紧戴了手套，和同事一起勘查现场。

这么变态的凶手，却没什么反侦察意识，现场满是指纹和脚印。

染了血的刀直接就丢在地上，刀旁边还躺着一把勺子，勺子上沾着黄白色的不明凝固物。

我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

回到单位，物证检验结果出来，勺子内容物果然是人脑，DNA鉴定与死者相符。

但检验报告里还有一个更窒息的信息。

勺子里不仅有人脑，同事一字一顿地念出来，“检材内混有唾液，经DNA检验与死者不符。”

口水，人脑残留，再结合死者的空颅腔。

听起来不太妙。

我之前办过一个案子，凶手被绿之后，煮食了女友的心脏。我这心理阴影还没过去，别又来个吃人的。

眼前这位大仙大张着嘴，仰着头躺在解剖台上。

和其他死者不同，可能是凶手撕裂她头皮时影响了肌肉走向，她的脖子向后过伸，扭曲的颈椎使得伤口完全暴露在外。

我们勉强拼合她满是刀痕的上眼睑，可她的眼眶已经变了形，双眼无法闭合。

浑浊的瞳孔，外露的眼球。这视觉冲击力实在太强，我没忍住干呕了两下。

解剖发现，除了颈部和颅骨之外，她身上没有其他损伤，也没有经历过打斗的皮下出血。

颈部的伤口处有多条肌肉离断，动静脉破裂气管也被切开。继续向下剪开气管，她的主支气管中有积血。这种情况常见于被割喉的活人，挣扎时气管里呛进了血。

她的脾脏像皱缩的拳头般大，其他器官也是缺血的表现。

死因必然与割颈导致的大出血有关。

但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件事情，这位大仙的脑子是怎么没的。

同事戴好手套细细摸着死者的头部。

她头颅的伤口没怎么肿胀和流血，周围肌肉也很松弛，皮瓣就那么搭在颅骨上，松松垮垮的。

没有生活反应，在法医学上有更浅显的解释，“死后伤”。

头颅的断端并不整齐，眶骨周围有很多细小的划痕和碎骨片——

看起来不像是将头颅从中间砍断，反倒像是用刀尖插入眼眶，沿着骨缝一次次戳下去，撬开了个缝隙。

掀开残破的硬脑膜，死者颅底的一些细小结构已经模糊不清，骨面上还留着不规则的线形印记。

再联想到那把带有脑组织和口水的勺子，我有了大致的判断。

凶手在割喉之后，等待大仙彻底死亡。而后用尖刀像开罐头一样，打开了她的颅腔，用勺子吃掉了脑组织。

刀和勺子都是“大仙”自己家的。凶手离开时也没收拾了丢掉。

这个作案过程，听起来有些像是电影里的食脑杀人犯，可别是什么“模仿犯罪”。

现场留下的痕迹不少，我们很快通过指纹锁定了凶手的身份。

“过来看，”电脑前的同事让开个位置。

嫌疑人王有福是个不到三十岁的男人。他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这在台子村还挺常见。资料上也没显示他的工作信息，就诊记录反倒有不少条。

我粗略扫了一眼。大约二十年前，七岁的王有福曾多次出入于医院。他的主诉症状是头痛，诊断结果却是没有器质性病变。每个医生都说他没有病。

没有生病，却一次次去医院。这倒是奇怪。

但来不及细想那么多，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抓住嫌疑人。

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就是发生案件的台子村。

我跟当地派出所的同事打听过，台子村比较穷，大部分居民靠种地为生，年轻点的就出去打工。

最近的镇子离这要坐两小时小巴车，外出打工的居民们基本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这样省时间又省钱。

而回来就做两件事，拿钱给老娘，打媳妇孩子。

留守在村里的居民，基本与外面的世界隔离。他们不去上学和赶集，老人带着小孩，“放养在村里”。

王有福家就是这样。

他们家是座低矮的小平房，进门的炉灶分开两个房间。

屋里并没有什么垃圾，却有股子难闻的臭气，水泥地面被油污抹得有些打滑。

偏房的门虚掩着，我正想着嫌疑人会不会躲在里面，我们怎么进去最合适。

门开了。

一位老人扶着墙走出来问我们是谁，另一位老人躺在炕上向外张望着。他们是王有福的爷爷奶奶。

“大孙子一早上就出去了，乐呵呵的。”

两位老人不知道我们来的原因，还要留我们吃饭。

进屋看了一圈，没有其他人，我们没告诉他们前来的目的，谎称是人口普查，给两人采了血样之后出了门。

人怕是跑了。我们从村口开始，一家家搜查。

路边的大姨跟着我们半天，听说我们是人口普查，要找王有福，手指着身后喊了一声，“石墩子那边呢！”

大姨嗓门不小，笑着给我们指，“狗蛋在那边看人打扑克呢！”

“狗蛋？”我懵了。

大姨挠了挠头笑了，她说有福名字太重，不好养活，村里大仙说起个贱名能好一点。

这台子村可就那么一个大仙，刚死。

我听着心里疑惑，这死者似乎和他们家很熟，嫌疑人又怎么会对老邻居下手。

大姨继续说，这狗蛋小时候是个好孩子，聪明活泼还嘴甜，特别讨人喜欢。

后来不知怎么得了头疼病，半辈子就这么毁了。

得了头疼病以后，狗蛋总喜欢自己蹲在村里的垃圾堆边上，谁也见不着他。偶尔碰见了，他就捂着头步子迈得很快，见到人就躲着走。

后来他成了村里公认的傻子。

可就是前天，狗蛋的头疼好像突然好了。大姨看到他在外面溜达，找人打牌，聊天一聊就是小半天。

大家让他去找工作，让他成家，孝顺老人，他都一一应允。

只是问他前些年怎么了的时候，他会愣住，摇摇头嘿嘿地笑，说记不住了。

“狗蛋好了，”大姨看着挺高兴。她让我们赶紧去找狗蛋，别耽误事。

我们来到她说的地方，王有福果然站在那里，看几个混混打扮的人玩牌。

他完全没有刚杀了人的样子，在人群里叼着烟，搂着其他人的肩膀说笑。也不像是大姨口中，那个长期头痛，把自己封闭了几十年的傻子。

他看起来太正常了。

“这小子怎么还笑得出来，哥几个比他还紧张。”我们很怕王有福逃跑，更怕他再次发起疯伤人。

结果他看见我们之后，很淡定地跟牌友说了句话，转身就走。没跑出几步就被按住了。

后来牌友告诉我们，王有福当时说，“警察来抓赌了。”

“隐藏得还挺深。”我们把人铐住带上了车。

车子在回派出所的路上掉了个头，开向市里的精神心理疾病中心。

他的行为实在反常，需要先做一个精神病鉴定。

王有福的心理素质实在够强。他戴着手铐，后面站着三个警察，还能翘着二郎腿直抖，回答时油嘴滑舌的。

医生问他，睡眠怎么样，做噩梦吗？

他说，“睡不着觉啊，总梦见电视里的大姑娘。”

我站在他身后，听着他的回答，再想起他做的事情。更希望他有难以自控的精神疾病。

能干出这事的，不是精神病就是变态。

他要是有病，可以强制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如果只是变态，故意杀人的话，第一次作案极有可能不判死刑，几十年后放出来就是个“定时炸弹”。

做完检查，我们把他带回了单位，进了审讯室。

王有福的爷爷奶奶在门外等了很久，听邻居说孙子出事了，他们就一路打听着过来，想要一起进去“陪大孙子”。

这要求肯定是违规的，两位老人被带到休息室里等待。

新装修好的审讯室在负一层，阳光进不来。我之前进去围观过装修，密闭的环境加刺眼的灯光，没一会都觉得压抑。

在审讯室的大屏幕里，我终于看清了王有福的长相。

王有福很瘦，他驼着背向前伸着脖子，头脸洗得挺干净，但发黑的汗泥从耳后糊到衣领里。

面部肌肉呈向下的走向，仿佛挂着积攒了几十年的阴郁，下撇的嘴角从大屏幕上看有些吓人。

“啥时候能回家啊，等兄弟打完牌，我们还喝酒去呢。”他对着侦查员嘿嘿笑着，看着是一点都不怕。

“想回家喝酒呀，”侦查员也笑着，摆出照片，给他看勺子的特写，“好吃不？”

“治病的，好用。”说完他拍了桌子，嘿嘿乐着。

没等侦查员继续问，他就自顾自地说下去。

他语速很快，记笔录的速度有点赶不上他。他要了几次烟，讲到激动处，就让侦查员喂他抽一口。

要不是铐住了手脚，我觉得他下一秒就会站起来跳舞。

审讯异常顺利，嫌疑人完全没有隐瞒的意图。我们准备好的很多套路和关键证据，甚至都没有派上用场。

像讲小品一样，他给我们还原了整个案发现场。

“我把她杀了。”说完他嘿嘿地笑，神色中有一丝得意。

王有福说，大仙是看着他长大的。

那时村里人就告诉他，大仙是村里最惹不得的神仙，得罪了可是要遭报应的。

小时候王有福顽皮爱惹事，今天打破窗户，明天藏起邻居家的小鸡仔，自然就对邻居们口中的神仙产生了兴趣。

那天中午，他找了几个玩伴一起溜进大仙儿家里，找了找没什么特别的玩具，却舍不得出去。

他们开始在供桌的红布下捉迷藏。玩闹过程中，他把红布扯到地上，一声脆响后，玩伴们都跑出去了。只有他没来得及，藏无可藏地躲到了桌子底下。

被一双手拎出来时，他想，“完了，回家又要挨打了。”

眼前的大仙却不像传说中可怕。

她是个卷发的胖阿姨。王有福想到，自己小时候还朝她要过供果吃，便没那么害怕，他作势想跑，却被一把拽了回来。

大仙握紧他的胳膊，恶狠狠地盯着他的眼睛。

“菩萨生气了。”她说。

“我在你脑子里放了虫子，”她还告诉王有福，“你要是敢告诉别人，现在我就让虫子出来咬死你。”

王有福忘记了那天他是怎么回家的。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着大仙儿的一双眼睛，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后来听同事提起过这位大仙儿。

同事把她描述得很神秘，仿佛有神医般的能力，无论是半夜睡不着觉啼哭的小婴儿，还是低烧不退去医院也不管用的患者。只要找到她都能治好。

这位大仙儿会拉着小孩的手念叨，像是祷告一样。

一套程序结束后，当晚这些“患者”就会恢复正常。

她神奇的地方在于，可以和村民们描述出“魂儿被脏东西给冲了”的时间和位置，叫人去那边烧纸赔罪，自己也赚点香火钱。

“不过她说的很笼统，”同事讲，比如桥，比如出门的第几道弯、第几棵树。

我打心底不信这一套，只觉得是心理作用。包括王有福的说法，这不就是吓唬小孩儿的招数吗。

可王有福却信以为真了。

村里人都说，大仙曾经见过神仙，还有人在附近山顶的小庙里见过她。从孩子到村长，每个人都对她毕恭毕敬、深信不疑。

连台子村的村长都说，“大仙看事可灵了。”

王有福也不得不信，他的脑子里长了一条能杀人的虫子。

那晚之后，他就得了头疼病。

他拒绝去学校，和爷爷奶奶哭闹。他虽然淘气，却一向听话，那天却砸了奶奶的小香炉喊着头痛。

爷爷要带他去看大仙儿，他把着门框不肯出门。越提大仙，他就哭的越厉害。

难受的时候，他就蜷缩起来，在地上打滚，用头使劲撞柜子。

可就算这样，他也不敢告诉其他人，万一说出来，虫子真的跑出来吃人了呢。

“吃了我，还有我爷我奶。”审讯室里，王有福收起轻松的表情，沉默了一会，手握住拳头又松开，叹了口气继续讲。

“那时候总感觉脑子里有虫在动，”他说。

发现不对的爷爷奶奶，给王有福外地打工的父母打了电话，两人赶回来带他去了医院。

从卫生院到市区的大医院，每个医生都指着检查结果说，“孩子没问题。”

他们建议王有福的父母带孩子回家，问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王有福只捂着头说疼，其他一概不理会。

他的父母在工地做苦力，每次请假带他看病都扣着工时，算下来已经浪费了十几张红票子。

两人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王有福再哭喊着头疼，他的爸爸就会抽他一嘴巴，“疼你麻痹疼。”

“我爸把我一路拖到学校，再塞进去。”说完他又乐了，有点瘆人。

可学校也不想要他。头疼害他听不进课，还得了个“晃头傻子”的外号。初中的班主任说，别影响其他同学。

他初中没有上完，就捂着头被父母接回了家。

这条虫子就这么长在他的脑子里，王有福的性格越来越木讷胆小。

他从孩子王，变成被霸凌的对象。

台子村里都是平房，家家户户都在房后修一条排水渠防积水，大家也经常把生活垃圾倒过去。这些排水渠的尽头就形成了一座“小垃圾山”。

王有福每天蹲在排水渠上的石头上，把自己藏在垃圾堆里，盯着来来往往的人。

只有躲在这里才不会有人打他。时间长了他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二十多年来，王有福不再上学，也不与谁来往。父母在外打工，他就在爷爷奶奶家这样过来。

邻居们对他的评价也不好，“快三十的人了，不成家也不找活干，靠爹妈寄钱养活。”

他的头还是疼，“吃饭、睡觉都疼。”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曾偷过家里的钱，买了十多瓶杀虫药，一股脑倒进桶里，把脑袋埋进去，想杀死脑子里的虫子。

结果虫没杀死，差点把自己搞死。得亏家里人发现得早。

出事那天，他终于受不了了，捂着头跌跌撞撞地，一路去了大仙家。

他直接跪下，磕了三个头，“求求神仙把虫子取出来吧。”

好一会大仙才认出来，眼前这个脏兮兮的人是王有福。

他没等到回复，却听到了笑声。大仙已经成了个瘦小的老太太，看着他却只有笑。

审讯室里，王有福砸了下桌子，这老疯子骗了他。

根本没什么诅咒和虫子。

大仙告诉王有福，当初是他太淘气打破了佛像毁了神堂，自己才想了个办法吓唬他。谁想到他还记得。

“回家说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吧。”大仙还在笑。

知道真相以后，王有福的头没见好，却疼得更厉害了。

他掀开神龛上的盖布，里面的佛像身上有着裂痕。

“是我摔过那个不？”他朝大仙喊。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把神堂砸了一次，然后用红布蒙上了佛像。

准备出门离开时，他的头又突然痛起来。王有福疼得打滚，在地上磕头，大仙儿早躲在了一边。

“杀了她头就不疼了。”审讯室里，王有福说，脑子里的声音这么告诉他。

于是他把大仙拖到供桌前按着，顺手拿起偏桌上的刀，抓起大仙的头发，毫不犹豫地划开了她的喉咙。

瘦小的老太太，在发疯的王有福面前无力抵抗。

她尖细的嗓子喊出了最后一句话，“你会遭报应的。”便没了声息。

说来也奇怪，“我的头立马就不疼了。”王有福说完，打了个哈欠，示意要烟。

这让我想起一个对暴力重刑犯的访谈。

就像王有福一样。他们之中超过七成的人，童年时会有严重的心理阴影。有清除臆想中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才会获得安宁。

后来我查了资料发现，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ptsd，指人在经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幼年遭受过躯体、心理创伤及性虐待的人，10～55%会患ptsd，其中一半的人，症状会一直延续到成年。

我猜想，当王有福被大仙恐吓的时候，不断说头疼的时候，甚至把脑袋泡到杀虫剂里的时候。

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告诉他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那条虫子，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可惜都没有。

父母、老师、朋友，都缺了席。村里人对大仙的恐惧和崇拜却一直在。

于是那虫子从来没有消失过，直到刀尖落下。

大仙的血慢慢流干了。

王有福把她扔到墙角，本想把屋子砸了，可还没动手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他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使劲摇着头，感觉脑子空落落的，什么也不记得。

他想起家里看的电视广告，还有吃饭时奶奶总端上桌的鸡头。

“补脑。”奶奶总说。

王有福想起身边有个现成的脑子。

他捡起杀人用的尖刀，直插进死者的眼眶。但没想到这么费劲，他忘了自己撬了多久，才见到粉白色的大脑。

侦查员好一阵没再开口问，王有福也不再讲述。

新装修好的小屋电压不稳，我数着顶灯的光在王有福脸上闪了十几下。他又继续说。

“撬开之后我想上手掏来着，”但他看到了大仙家的勺子，他拿起勺子，一口一口，舀起大脑生吞了下去。

我提示侦查员询问尸检时，在死者颅底发现的细碎划痕。

王有福说，头下面勺子够不到，可他害怕不吃光，影响效果，使了点劲儿。

这句“影响效果”可真的绝了，法医听完都害怕。

吃完脑子，王有福穿着带血的衣服回了家，一路上有村民盯着他看。但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他的疯疯癫癫，没有人和他搭话。

王有福洗了脸，换下血衣胡乱堆在炕上出了门。

走出家门时已经是下午，王有福说，“我好像是头一次晒太阳。”

那天的太阳特别大，他站在阳光下，感觉自己的脑子回来了。

在村里逛累了，他回去睡觉，还收拾了自己堆在屋里的垃圾。

他突然觉得，生活开始有意思了。他第二天醒来，出门逛了会，就去院子里看人打牌，直到被我们抓捕。

“你为什么要告诉牌友我们是来抓赌的？”

“那你们还能来干嘛，”他摊了下手，语气里还是有种莫名的欢快。不像是杀了人，反而像是有了大喜事。

“这大仙儿也不灵啊，我自己换了个新脑子。”

审讯结束后，我回忆起现场和他交代的案情。

王有福和大仙仅有过二十年前的一次接触，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这件事完全没人知情。要是王有福做了防备，破这案子就有点麻烦了。

正想着，鉴定中心打来电话，结合王有福的其他情况，那张心理量表已经出了结果。

他在测试中的表现证明他有过创伤后遗症的倾向。

在后续的检测中，他还患有“偏执性精神病，心因性精神障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没多久判决结果下来。王有福被判了缓刑，先由家属陪同，强制进行精神疾病的治疗。

那之后，我听同事说，王有福被送去监管治疗。

每隔三个月，他爸妈轮流回来一个。

可能是儿子已经废了二十多年，如今再怎样也无所谓了。

我想起审完收看守所时，我们曾给他的父母分别打去电话。

他爸对他的情况毫不关心，只说，“老头老太太你们送回去，麻烦你们了。”

他妈也是，“哎呀，我这上工了警察同志，啥事找他爸，我听不懂。”

只有和他同住了二十多年的爷爷奶奶，还关心能否轻判，问我们怎么请律师，大孙子的未来可怎么办啊。

老人们不懂太多东西。而有能力替他承担的父母，已经不再去想他的未来。

那天，我回到家，接了一大杯水灌下去平复内心复杂的情绪，抬头看到做好饭的爸妈。

我没像平时一样和他们讲我忙了什么案子。

因为我妈对“保家仙”深信不疑，所以听了只会教训我不敬畏神佛，还会逼着我说三次“我说错了，我没有恶意，请原谅。”

我小时候，她也让亲戚带我去看过一趟大仙。

只因为我不想上学了。

那个大仙的屋子，和这次案发现场差不多，只是屋里摆着的不是神像，是很多座红纸牌。

大仙得出结论，我被“上身了”。

她突然就开始抽搐，喝了口白酒朝我身上喷，我洗了一晚上的澡，还是觉得去上学好。

我妈总觉得那是保家仙灵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女儿不去上学，不是因为被“上身”，而是因为班会课，老师组织大家讲未来的理想。我的回答和别人都不一样：我的理想是爸爸妈妈一起带我去公园。

往后我被同学排挤，被说是唯一的怪胎。

这些事情直到今天，妈妈都没有问过我真实原因，我也没机会告诉她自己的遭遇。只是我比王有福幸运，我是装病，他后来是真的病了。

吃完饭，躺在床上，我在想那条钻进王有福脑子里的“虫子”。

这痛苦怎么会折磨了他这么久，随着他长大，也没有其他人发现，帮他解决问题呢。

要是那时，王有福父母除了带他去医院，能再多问他几句，而不是忽视到今天，结局是否会有变化呢？

谁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睡去。

虫子是妄想，话是恐吓，但痛苦是真实的。

直到杀人之前，同龄人都外出打工了，只有王有福还留在村里，无论晴天下雨见不到他，偶尔出现时就捂着头步子迈得很快，见到人就躲着走。

第一次看这个案子时，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荒诞，一个极端恶性的案件，最初只源于一句话。

林红桶给我讲过一处特殊的细节，王有福在杀人后走到外面说，“我好像是头一次晒太阳。”

他站在阳光下，感觉自己的脑子回来了。

但这阳光本该是他拥有的。

就和他未曾拥有的那段人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