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轻人抗议，为什么爱烧车？（组图）

燃烧的愤怒

6月27日星期二上午，在巴黎西北郊的楠泰尔，一辆黄色小轿车因违反交通规则被两名警察截停。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黄色汽车还处于停止状态时，两名警察已站在驾驶员一侧的车门旁，将枪口指向车窗内，然后汽车突然启动，一声枪响几乎同时传来，汽车前进数十米后撞毁在人行道上。根据官方确认的信息，死去的司机纳赫尔（Nahel M.）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裔法国公民，今年17岁。

尽管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有匿名的警方信源向媒体透露，警察开枪的原因是司机试图驾车冲撞警察，但现场视频在互联网上病毒式传播，纳赫尔的更多信息陆续浮现，人们了解到，他来自巴黎郊区的工薪阶层社区，是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独子，是外祖母口中善良的好孩子，梦想成为一名机械修理工。

在接受法国电视5台的采访时，纳赫尔的母亲指责开枪的警员，“他看到一个看起来像阿拉伯人的孩子，想夺走他的生命。”尽管她说不想指责整个警察力量，但纳赫尔之死至此已无法再被塑造为普通的执法意外。它勾起了深刻的不安。一位女清洁工人对《卫报》记者所说，“当我的同事在凌晨4、5点起床打扫时，看看周围的其他工人，我们都是黑人、北非人。法国是分裂的，而这次警察的枪击事件让这一切都凸显出来了。那个男孩不是第一个被警察杀害的人，我们今天醒来时都在想，被杀的也可能是我的侄子或者儿子。”

舆论的质疑迅速转为，种族是否在纳赫尔的死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的执法部门是否存在种族歧视？

被点燃的抗议情绪如山火般蔓延。从事发地楠泰尔开始，人们集结起来，高喊着 “为纳赫尔伸张正义”的口号。愤慨的表达没有止步于和平的游行。在接下来的几日内，从巴黎、马赛、里昂到图卢兹、尼斯、南特、波尔多，法国十几座主要城市都出现了暴力的破坏活动。在各地拍摄到的骚乱画面里，行动者大多是穿一身黑衣、遮挡面部的年轻人，他们成群地冲向商铺、杂碎橱窗，或是向空中抛掷烟花和自制的燃烧弹，点燃车辆和公共设施。

骚乱开始三天后，情势越发严峻，法国内务部长宣布在全国街头部署45000名警察以应对“接下来决定性的几个小时”。6月30日，在东南部大城马赛，一辆载有中国旅行团的大巴车遭遇十几个骚乱分子的围困袭击，车窗被砸碎，数名游客因此受轻伤。同一晚，法国各地有超过1300名骚乱分子被逮捕。据政府官员介绍，在骚乱发生的前五天里，全法有5600多辆车被点燃，1000多家商店、餐厅和银行遭到洗劫甚至完全烧毁，200多名警察受伤。

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法国巴黎郊区楠泰尔，一名17岁的少年被警察开枪打死，引发了抗议活动的第三个晚上，一名示威者在抗议活动中奔跑。（图｜视觉中国）

骚乱持续多日，令人回忆起2005年的相似情形。2005年10月，在巴黎东郊少数族裔聚集的一个社区，三个少年为逃避警察的追捕躲进高压电箱，其中一个15岁的黑人男孩和一个17岁的阿拉伯男孩触电丧生。这一事件在数十个城市引发了骚乱，两周内有6000多辆汽车被焚烧， 国际媒体纷纷打出“巴黎在燃烧”的标题。最终，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得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依靠12日宵禁逐渐遏制住混乱的局面。

郊区青年与警察

据法国内务部长称，连日来，警方逮捕的骚乱分子平均年龄17岁，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总统马克龙也将骚乱的严重程度部分归咎于闹事者的年龄，称一些青少年是“在街上重温让他们陶醉的电子游戏”，父母应该负起更多责任，看好自己的孩子。在中国互联网上，一位父亲把参与闹事的儿子塞进车后备箱的视频也得到了广泛传播，那个男孩看上去顶多是个初中生。

但在许多法国政治的长期观察者看来，比这些参与者的低龄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中有多少人来自于banlieues（郊区）。在法语中， banlieues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周边区域，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发展成一个负面的社会概念，即由移民主导的贫民聚居区。美国作家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曾经描述，郊区里都是些战后建造的巨大混凝土高楼，“它们曾被视为工人的乌托邦，但现在却成为贫困和社会孤立的集中地。”在2015年，三名阿拉伯裔青年对《查理周刊》发动恐怖袭击后，郊区似乎被更紧密地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郊区的移民骚乱是法国族群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副主任刘力达告诉本刊。刘力达长期关注各国移民政策与民族融合问题，她曾总结， 法国的移民骚乱一般从与警察的对抗开始、以打砸抢烧为主要行为，自上世纪80年代里昂出现移民青年在新年烧车，类似的骚乱频繁发生。骚乱的规模有大有小，小的一般持续几天，而此前最大的一场骚乱便是2005年，从巴黎郊区蔓延至全国。

在此次骚乱爆发后，阿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高级讲师约瑟夫·唐宁（Joseph Downing）撰文指出，郊区青年的不满已经积蓄了数十年，他们看不到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希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也指出，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法国贫困地区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孩子摆脱社会经济背景的机会更小，法国的教育系统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系统之一。 

“在法国，并没有北非裔或者黑人等少数族裔占多少人口比例的官方数据。”刘力达对本刊解释，法国的移民融合模式根植于法兰西普遍主义哲学，所有人都只是法兰西的公民个体，少数族裔作为群体的存在是不被承认的。而在这种模式下，各种社会政策基于机会平等的原则制定，并不特别扶持某一群体以达到结果平等。也因此，主流群体在和少数族裔群体的互动过程中，难以避免歧视。“有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在法国的就业市场、居住市场、教育市场等确实存在歧视。例如在就业市场中，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少数族裔姓名的简历得到的面试机会远低于传统法国姓名的简历所得到的机会。”刘力达说。

约瑟夫·唐宁认为，这些存在于2005年骚乱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从未得到解决，甚至因为近年来警察与公众关系的恶化而更加严重。在形容这种紧张关系时，生活在巴黎的历史学者安德鲁·赫西（Andrew Hussey）提到他在骚乱后的街头进行的两次对话。一位警察告诉他，“当你进入一些贫民区时，必须时刻保持紧张和警惕，准备好随时受到攻击。这感觉就像是一个战区。”一位40岁的阿拉伯裔男人则将纳赫尔之死比作“一场针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的人的战争”，他说他有一个硕士学位，有家庭，但他大半生一直受到歧视和羞辱，“总是被警察歧视。”

族群融合问题造成的社会安全局势的恶化，和执法部门的强硬化形成了一场恶性循环。2015年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后，法国在2017年通过了新的公共安全法案，其中的一条新法律允许警官对逃离交通检查岗的驾车者开枪，即使警官没有面临紧迫的危险。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警务专家塞巴斯蒂安-罗切（Sebastian Roché）统计了2017年后交通拦截中的致命射击事件。他认为，此类事件的上升趋势已经构成一个大问题。 

当地时间29日至30日晚，法国再次爆发暴力抗议（图片来源：中国侨网转自欧洲时报）

一位负责调研警察队伍的机构负责人表示，2017年新安全法的预期效果是反恐，“但当你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有了反常的效果。”凡尔赛·圣昆廷大学政治学教授、长期研究法国治安问题的雅克·德马亚尔（Jacques de Maillard）则指出，在2017年的新法律通过后，警察部队的培训没有跟上这种变化，而这种法律带来的执法边界的变化是模糊的。 

目前，向纳赫尔打出致命一枪的警察被初步拘捕，他将面临检方对其实施“非预谋故意杀人罪”的调查。辩护律师说，这名警官做了他当时认为必须做的事，但他“真的没想杀人”，他的精神已经垮了。

无从言说的撕裂  

当以伸张正义为名的抗议演变为不受控制的破坏行动，身处弱势社区的居民承受了另一重伤害。《卫报》采访了一位生活在法国东部波尔尼（Borny）的居民，多年来，她在当地一所设施先进的社区公共图书馆为孩子们志愿辅导功课。但在这次骚乱中，图书馆被烧成了废墟，11万册书册被毁，她忍不住哭了。这个有一半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社区在2005年骚乱中就曾遭遇密集破坏，修建图书馆是政府试图帮助当地年轻人融入社会的举措之一。但现在，图书馆和同一时期修建的公交站、市政大楼都被毁了。

这些为弥合族群关系而建的设施的坍塌，像是法国民族融合问题陷入僵局的缩影。事实上，无从化解的对立不只存在于某个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之间。中国艺术家刘广隶自2013年起在法国留学、生活，他对本刊谈到他本人和身边朋友曾经被阿拉伯裔年轻人骚扰或语言攻击的经历， 在刘广隶看来，这些肇始于殖民时期的问题影响法国社会中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却长期被忽略，只有在纳赫尔之死这样的极端事件发生后，才能得到一些讨论。“为什么法国年轻人热衷于打砸抢？近两个世代以来，这些带有发泄甚至表演性质的破坏行为，都侧面反映出，他们想要的公共对话空间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许多学者早就试图解释“法国人爱烧车”这种特别的抗议现象。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研究主任米歇尔·维沃卡（Michel Wieviorka）2013年在一次电视台采访中指出，烧车是一种表达愤怒和不满的方式，也是一种主张自己的自主权、有能力摆脱日常工作的方式，“他们试图吸引媒体的注意，‘我也存在，我也在狂欢，以我自己的方式。’”

不少车辆和商店在冲突中遭到纵火烧毁（图｜央视新闻）

纳赫尔事件发生后，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拉维娜-沙姆达萨尼（Ravina Shamdasani）公开表达关切，称“这是一个国家认真解决执法中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等深层问题的时刻。”但法国外交部立刻反驳道，“任何对法国警察部队存在种族主义或系统性歧视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

分析者认为，对于一直以来奉行中间路线的领袖马克龙来说，此时要在谴责暴力行径和安抚民众情绪之间保持平衡相当艰难。极右翼领导人、在2022年大选中险些战胜马克龙的勒庞第一时间指责当局对移民问题和犯罪行为的镇压过于软弱，主张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马克龙尚未动用宵禁和禁止示威的权力。他取消了原定于7月2日开启的德国访问，和议员领导人以及发生严重骚乱的地方领导人连续两日召开会议。

刘力达告诉本刊，初步来看，过去一周的骚乱给当局带来的执政危机很可能不如此前养老金改革方案引发的持续抗议，“尽管规模很大，但主要都是渠道外的力量，多数抗议者本来就是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一部分。”但刘力达也指出，从长期来看，此次事件的确恶化了整个国家的共同体的构建，“一部分人的心会离‘法国’越来越远，而占多数的群体会更加不认同对方是他们的同胞，所以从深层次的、长远的危机来看，比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引发的危机要更为严重。”

7月2日，巴黎的警察总长表示，尽管前一晚街头遭到破坏的规模已经显著减少，但“宣告胜利”为时尚早。事实上，一些迹象已经让人察觉，少年之死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创伤和震荡将很难随着滋事者散去而消失。据路透社报道，7月3日，在各地涌现了数十个城镇“公民集会”，人们激烈地争辩着谁该为骚乱负责。与此同时，在一位极右翼人士为已被羁押的开枪警官发起的众筹网页上，捐款数额已经达到100万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