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工党全国年会可能激烈辩论奥库斯，但美国国内政治才最关键（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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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工党全国年会将于将从8月17日开始，与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前几届年会相比，预计这次会议的辩论将更加激烈。

然而，这不太可能给阿尔巴尼斯政府带来巨大的尴尬。像第三阶段减税（Stage 3 tax cuts）等问题可能会激怒传统的工党党员，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年会上的激烈争吵不应该破坏政府的连任议程。

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来说，国内事务往往主导党内政治，很不寻常的是在此次会议中最激烈的分歧可能发生在外交政策上。长期以来，对外援助、难民问题以及澳大利亚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一直是工党左派的难题。

然而，在前莫里森联合政府宣布后，工党左翼的一位总理提出了最令人震惊的问题，即最终将使澳大利亚运营核动力潜艇的三方技术共享协议奥库斯（AUKUS，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协议）。

尽管老左翼斗士，包括彼得·加勒特（Peter Garrett）和金·卡尔（Kim Carr）在内，谴责了奥库斯，但是最强烈的批评来自于工党的右翼成员。其中包括了一些知名人士，例如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以及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Bob Carr）。

奥库斯争辩中的利害关系是什么？

工党内部对此协议肯定普遍持有怀疑态度，并且这种怀疑跨越了工党不同派系日渐模糊的界线。

南澳州梅奥（Mayo）和布斯比（Boothby）选区以及悉尼有影响力的选区的工党成员都谴责了该协议。工党的堪培拉会议试图通过一项拒绝奥库斯的提议，而维州的工会也试图争取对反奥库斯议程的表达支持。

除了工党领导层共同努力确保奥库斯不会破坏会议氛围之外，它不太可能获得太多真正的吸引力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对于奥库斯的反对是各种不协调一致抱怨的大杂烩。

他们包括那些反对核武器和核能的人、那些没有自我思考的反美游说团体以及那些不信任神秘军工复合体的人。

这些在澳大利亚政治中并不新的担忧，正与更有针对性的更新的异议混杂在了一起，

例如，对于该协议的必要性，政府做了象征性的解释，许多澳大利亚人（不只是工党内部）依然对此感到恼火。到目前为止，它也只是在诸如加强自主性以及对未来澳大利亚主权的威慑能力发表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言论。

其他人则担心该协议将在多大程度上将澳大利亚与美国的作战态势紧密联系起来，美国的作战态势本身也越来越受到中美战略竞争的支配。

随着未来飘着澳大利亚国旗的奥库斯部队基本上可以和美国部队互换，令人担忧的是，在如今地区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之际，澳大利亚自愿将战略政策灵活性置于联盟忠诚度之下。

对于令人震惊的3650亿澳元的价码，也有人提出了异议。

还有人对澳大利亚为核潜艇配备船员的能力表示担忧，然后就是漫长的交付时间，以及一次同时操作三种不同级别潜艇的前景，即老化的柯林斯（Collins）级、美国弗吉尼亚（Virginia）级核动力潜艇和新型的奥库斯级。

所以奥库斯强调了一些关于澳洲国家安全选择的重要问题，还有公布这些选择的程序。一定程度上，这也重新揭开了工党的旧伤口，揭露了顽固并且根深蒂固的观点。

虽然谨慎地支持奥库斯，但我完全同意辩论是合理的也是完全合适的。但是如果协议失败了，这与澳大利亚的辩论关系不大，更多是与美国的辩论有关。

美国国内政治与官僚困境

已有迹象显示，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准备将奥库斯纳入其中，作为向拜登政府施压的尝试。在2023年1月，一封由杰克·里德（Jack Reed，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和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在2022年12月所写的两党秘密信函，警告了在没有对美国造船能力进行重大投资时，不要向澳大利亚出售弗吉尼亚级潜艇。

最近，在2023年7月，美国参议员吉姆·威克（Jim Wicker）领导了一场行动，为了阻止一项授权国会加快出售三艘弗吉尼亚潜艇的协议。他认为，美国需要花费超过债务上限的限制，用于促进国防生产。

威克特别声称，澳大利亚已经投入的30亿澳元不足以让美国的潜艇工业基地满足美国海军的建造计划。

与此同时，英国的造船能力将会是建造新的奥库斯级别平台的核心，这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由于下一届总统选举季即将到来，我们必须预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将继续被用于政治目的。并且，由于下一届总统的身份还不明朗，由未来白宫和国会领导的“美国优先”的议程，将会是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影响力难以攻克。

其次，人们经常忘记奥库斯协议已经远远超出了核动力潜艇的范畴。所谓的奥库斯第二支柱（Pillar Two）将对澳大利亚利用高端关键技术伙伴关系能力至关重要。这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其中很多都有双重用途（换句话说，有民用和军用的用途）。

该协议有至关重要的进步，有特别的空间来推动对未来国防需求。例如，在指挥与控制（C2）、电子战争（EW）和人工智能集成方面。

但是，澳大利亚的能力想从这些进步中获利的话，必须克服一系列主要基于美国的障碍。除此之外，在支持从概念到现实的创新方面，堪培拉还表现出了历来的胆怯。

一个关键的症结就是美国对于信息共享方面有着过度的敏感，经由笼统的NOFORN（不可发布给外国国民）的指定，这通常会导致情报过度保密。更有问题的是，美国的《国际军火交易条例》（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ITAR）及其对外军售程序（Foreign Military Sales，FMS）。

克服这些难题的成本很高，需要持续的善意投资，并且也很容易受到美国政治变化的影响。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的一份报告所说的，仅仅在遵守ITAR上，英国就已经花费了其国防总预算的1%以上了。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ITAR和FMS是神秘的，但在奥库斯第二支柱下，它们依然是创新议程的巨大监管和政治障碍。

尽管有人提议，可以通过立法为奥库斯项目制定“提前批准“的程序，以规避出口管制，但是他们还没有将此想法付诸实践。这可能会在未来决定力强的美国政府管理下被撤销。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工党关于奥库斯的辩论并非孤立存在。事实上，通常情况下，与强大的盟友保持友好关系，试图影响他们的偏好可能是最困难的任务。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奥库斯可能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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