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本退学率高达25%，美国大学教授揭开中国留学生光鲜下的挣扎（组图）

最近，2023美国《Open Doors门户开放报告》最新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留学生数量尽管比去年略有下降（减少0.2%），但仍然是美国留学生中最大的群体，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7.4%。

图源《Open Doors门户开放报告》

另一方面，中国留美学生的辍学率高、学业压力大，也备受关注。

美国全国学历认证中心发布的《读完大学》显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本科退学率高达25%。与此同时，教育咨询公司WholeRen发布的《2023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统计，被劝退的中国学生中有70%是本科生，其中过半数就读于全美排名前50的学校。

数据背后，求学于大洋彼岸的学子们，究竟在经历怎样的挣扎？

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一直在做关于跨文化与高等教育的研究。她在《雄心勃勃与忧心忡忡：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一书里，将中国留美学生的状态描述为“志向和焦虑并存”。

通过深度访谈和调研了来自50所美国本科院校的507名中国留学生，她发现，不论来自富裕家庭，还是普通家庭，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会经历学业和社交方面的挣扎和矛盾，甚至对父母有很多亏欠感，担心自己未来能否赚到足够的钱，让父母的教育投资取得回报。

这些担忧和焦虑，又会进一步投射到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沉默寡言的学习者

受访留学生中，既包括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学生，也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既野心勃勃，又充满焦虑，是马颖毅教授对话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后的一个整体感受。

这样的田野式调查，也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学生可能面临的一些集体困境。

比如，课堂参与上的难题。一直以来，我们会将中国学生的课堂参与性不足，简单得归结于语言障碍。可是，马颖毅表示，语言障碍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托福成绩要求越来越高，以及更多学生开始在国内就读于国际学校，接受纯英文环境浸泡的情况下，至少语言障碍，已经不再是阻碍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关键因素。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依然对“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沉默寡言”多有抱怨？

调查研究显示，近60%的受访学生认为他们的英语很好或很优秀，但只有略多于30%的学生表示自己经常在课堂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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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学生自己也对此感到焦虑。

他们深知，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是美国大学博雅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交流思想和促进不同群体学生之间理解的关键工具。可是，很多学生表示，“我在课堂上不怎么说话，我的中国同学也不怎么说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等待其他人发言。”

通过深度访谈，马颖毅发现，中国学生不回答老师的问题、不寻求澄清或提问，更不要说在课堂上发起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完美主义”倾向。

她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容易对自己的课堂表现出过度关注和敏感，担心自己的发言和提问显得“不够聪明”。

“我必须不断思考要问什么，因为我不想提出愚蠢的问题，我想问有价值有思想的问题。因此，我要比美国同学花更多的时间来反应和思考。我也知道，课堂发言对我的成绩很重要，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课堂上，当教授跑出了一个问题时，我的美国同学经常能自发地作出反应。但是我经常是在心里‘草拟回应’，当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准备好的时候，话题已经转移到下一个了。所以我一直在筋疲力地努力追赶，始终无法加入谈话。”

过多的内心戏，恰恰是很多学生的真实心理活动。

或许同为华裔，马颖毅教授非常能理解中国孩子，甚至是整个亚裔群体在美式课堂上的挫败感。她认为这背后，离不开社会文化观念的差异。

《学习的文化基础》这本关于东西方学习差异的书籍就指出，哪怕是在西方长大的东亚移民子女中，也广泛存在“不情愿的说话者”现象。这背后是 “行胜于言””三思而后行”“知者非言也”等影响深远的传统价值观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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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中，对沟通和演讲技巧的重视程度，也截然不同。

很多学生在出国之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中，应对竞争烈的标准化考试（包括留学申请所需要的标化考试），使学生成为了沉默且焦虑的学习者。

因为口语交流，在标化考试中所占比例极小，也就不可能成为教育目标中的优先事项。到目前为止，陈述和辩论式学习，依然很少被纳入中小学的标准课程当中。

此外，在标准化考试背景下，中国学生也被教导习惯于给出正确的标准答案，这一思维惯性一旦形成，也就迁移到课堂讨论当中。

相比之下，西方学习更强调沟通、表达和辩论，在教学和学习中的作用。

比如，在美国学校，演讲训练一直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学开始，美国学生就会参与讨论和个人陈述；从中学开始，学校经常有辩论队，学生可以参加各种级别的辩论比赛。

当然，这些荣誉也有助于赢得大学招生官的芳心，属于升学竞争中的一部分。

不过，马颖毅也发现，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相较于在大群体中发言，他们更倾向于在小团体中进行讨论和交流；如果在发言前有几分钟时间做准备，他们的焦虑感也会大大降低。

“美式社交”幻想破灭

光鲜下的挣扎，不仅仅是学业，还有更隐性层面的社交生活上的焦虑。

为什么无论是来自富裕家庭、还是普通家庭的中国留学生，都倾向于“抱团扎堆”？为什么大多数留学生依然觉得很难与美国学生打成一片，也很少有亲密的美国朋友？

马颍毅表示，不可否认，学生对语言的自我评估和自信，关系到他们的社交底气。

调查发现，认为自己英语很好的学生中，仅有约10.7%的学生没有亲密的美国朋友；而认为自己英语很差的学生，则有一半以上没有亲密的美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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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语言之外，美国校园的一大特色——派对文化，也阻碍了中国留学生的融入。

马颖毅发现，她访谈的中国学生，几乎都对美国校园里的派对文化感到不适应、甚至害怕。

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工作生活十多年，她深知，美国校园里的社交圈，往往充斥着过度的聚会和饮酒，这也是美国学生所热衷的派对文化。

“美国大学生非常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是周末聚会，聚会上很多人都要喝酒，同时玩一些喝酒游戏，比如，在一个啤酒瓶上放个乒乓球，大家一起吹，球击中了谁，谁就喝酒。很多中国孩子没办法加入其中，也觉得喝酒游戏难以忍受。”

有一位中国学生告诉马颖毅，她曾参加过几次类似的聚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喝酒，甚至有人吸大麻。这让她感到难以接受，非常反感。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为了避免这样的场面，更愿意待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这个圈子的娱乐很简单，“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去KTV唱歌，女孩逛街，男孩打游戏”。

马颖毅将这称为中国学生的“自我保护性隔离”，这并非中国学生的初衷，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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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很多中国学生会发现，自己虽然在留学，但却是被排除在美国校园社交圈之外的边缘群体。

接触多元文化，交到更多美国朋友，这本来是他们出国留学的目的之一，包括他们的父母也会认为，“不交美国朋友的话，你英语都还不如出国以前”。

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愿望，在现实面前很快受挫。中国学生会发现，因为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想要和看似热情、合群的美国人，形成亲密、温暖的友谊，并没有那么容易。

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落差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留学状态和满意度，包括学习、社交、日常生活的适应。

不过，马颖毅还观察到，也有一些学生则是在亲历文化差异后，主动寻求“回归”。

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英语说得非常好，性格外向，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大家都以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ABC。但当他真正融入美国学生圈子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享受多元文化，反而更乐意在中国同伴群体中寻求安慰和支持。

于是，他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圈子，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承担领导职务，主持春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归，出去转了一圈，想象破碎，再回来。”马颍毅表示，在哲学意义上，这种回归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尽管他表面上又回到中国学生当中，但他出来看过了、交往过了、感受过了不一样的世界，那和他当初没有走出去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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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很多学生都能在出国留学前有一个相应的“文化工具箱”，它不仅仅是英语水平，还应该包括对美国派对文化的心理准备，以及跨文化交往技巧的训练，比如怎样开始一场谈话、如何让谈话进行下去、如何适宜地互动等。

这些都能让中国学生在不同文化的社交圈里，感到更舒适和自信，游刃有余地做出选择。

更隐性的焦虑：“教育投资回报”

除了学业和社交上的挣扎，中国留学生的一大焦虑还在于，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

这种对未来的担忧背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就是对父母的亏欠感。

马颖毅发现，虽然中国学生很少需要承担经济债务，但是他们都深切地体会到父母为支持自己留学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

这本书的受访对象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需要全额支付在美国读本科的学费，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在内，平均花费近50万美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对于普通家庭学生来说，这笔教育投资大大消耗了父母的积蓄。

这些年，马颖毅也亲眼见证，留学在中国越来越走入寻常百姓家。

拥有不同资源的家庭，都会尽其所能在孩子的教育上进行投资——受访学生中，有些父母卖掉房子，有的父母向亲戚朋友借钱，有的甚至打几份工来支付孩子的高昂留学费用。

因为这一代中国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更舍得进行教育投资的同时，也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期待。

教育投资和高期待，导致中国学生更容易对父母有一种亏欠感。在经济下行的态势下，这种亏欠感更甚。

这也使得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担心自己在毕业后能否找到高薪工作，能否挣到足够的钱，让父母的教育投资得到回报。很多学生坦言，“如果我不能偿还父母，我会感到可怕和焦虑。”

哪怕是那些家庭条件优渥的学生，也同样有“出人头地、证明自己”的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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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颖毅还提醒我们，要关注中国学生更为“前置”的焦虑和挣扎——很大程度上，这种矛盾心理其实在出国前就已经形成，体现在申请大学、选专业、乃至求学规划的全过程。

1.洋应试VS国际教育

爬藤竞赛和冲击Top30、Top50名校的竞争压力，让很多学生即使在国际教育体系里，也难逃“洋应试”的裹挟。

比起中国高考，美国大学入学标准中难以捉摸的“游戏规则”，让很多中国家庭乃至学校认为，取得更高的考试分数仍然是成功的必经之路。一些外籍教师就震惊于，很多中国学生居然不惜逃课来参加课外托福培训和SAT补习班。

与此同时，中国学生的内心，却又充满挣扎。

马颍毅教授曾采访国内一所中学的国际部，这所学校虽然有模拟联合国等课外活动，也会在辩论赛上讨论包括艾滋病问题、世界各地女童教育等国际议题，但是学生们依然觉得，自己所接受的国际教育并不满整。

“虽然我们是在国际部，但是我们没有太多课程是关于国际问题的。绝大多数课程是自然科学和数学，或者商业和经济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选择很少。”

换句话说，中国学生在忙于应试的同时，却也向往更全面的国际教育、全人教育。

2.功利取向VS兴趣取向

在留学申请过程中，学生需要在个人陈述、推荐信和课外活动中，尽可能展现自己的天赋、兴趣、个性，彰显自己的独特灵魂。

但讽刺的是，绝大多数学生对于自己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未来想要做什么，其实感到很迷茫。因为在长久以来，以考试成绩为单一取向的价值观念，已经阻碍了他们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探索。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学生的专业选择，会更倾向于选一个热门好就业的专业，在STEM领域扎堆。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当然也有部分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喜好和方向，只能听从父母的建议，或者做出从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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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要留美工作和发展，或者以此为过渡跳板的学生来说，他们的专业选择还要进一步受限。他们必须提早考虑，什么专业更容易在美国找工作、能否申请3年OPT等现实问题。

至于个人兴趣？后面再说吧。

3.个人主义VS 集体主义

很多学生在美国，最常听到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you are your own person”（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强调你要找自己的长板，不要去跟别人比短板。

马颍毅教授发现，与美国学生的“个人主义”相比，中国学生依然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哪怕是在国际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孩子。

毕竟，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中，中国学生更容易活在父母的期待和社会的期待里，缺乏自己内在的评价系统。

当然，重塑内在评价系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必然伴随内心冲突和矛盾。

作为一名华裔社会学教授，马颍毅教授的观察，还带有一层社会学的视角。“想要理解中国留学生的内心挣扎，就要理解他们背后的中国社会。”

她表示，如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富裕群体中，获得西方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家庭战略。这背后野心和焦虑的双重性，其实根植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家庭的愿望，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也是一种志向和焦虑并存的状态，它也是这一代留学生所成长的时代背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变化这么大，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受到很多变化，很多人实现了富裕，也有很大的抱负和野心。

人们视野开阔，收入增加的同时，也总在担心自己错失了什么机会。他们迫切希望孩子获得国际视野、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竞争。

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期待和目光，在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留学生群体还将继续经历着自己的成功与挣扎。

她希望这些内心冲突，以及背后的原因，至少被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