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封信，一个上海女人漂泊在香港的20年（组图）

60年代，定居美国的张爱玲回忆从内地赴港时的情景：

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

……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颚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

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那是1952年7月的一天，内地人士出入香港已不如早几年便捷。前一年，两地政府先后发布规定，内地居民前往香港需持公安机关签发的通行证。张爱玲以继续港大学业为由到派出所申请出境，“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

那一年她32岁，至死再未踏足内地。

四年后的1956年，另一个32岁的上海女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申请不到通行证，她只好另寻办法，拣了条曲折些的路线，在路上多奔波几日：上海出发，火车坐到广州，然后去珠海拱北过关至澳门，再从澳门坐船到香港。

10月4日下午，客轮从澳门内港码头缓缓起航，经4小时向东横穿伶仃洋，最终靠岸香港上环港澳码头。女人着一身深色衣服，只带了些简单的行李，下船上岸，在码头张望张望，很快便与来接她的人碰上了头。

一番接风寒暄，街头的霓虹灯在傍晚亮起，她隐入车水马龙里。

正如这位无名的上海女性，纵使边境政策日渐收紧，那几年里，通过各种方式抵港的异乡客依旧源源不断，二战结束至50年代中期，香港人口激增近200万。但除非如张爱玲这般出人头地，其中大部分人的故事，将埋没于时间长轴之中。

在历史的阴影面，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 ，后来都有了怎样的故事？譬如这个从海上来的上海女人，她来香港做什么？她在港停留了多久？她的人生是否因此变化？

………

2013年11月，山西收藏家刘涛到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宝，市场东南角的台阶上，有家摊位摆放的东西吸引了他。那是厚厚一沓书信，他数了数，共计8大册，已全部按时间顺序整理装订好。摊主开价1500元，刘涛砍价到900元，他至今记得，摊主特意打了通电话，征得电话那端的人同意后才卖给他。

482封信，60余万字，1956年10月5日始，1976年12月12日止——从这些旧纸堆里，我们知道了，原来那年上岸的上海女人名叫周素锦，这些书信，是她和她留在上海的妹妹素美长达二十年的往来。

多年以来，刘涛一直整理研究这批书信。2022年，他和山西作家好友百合共同商定写作框架，由百合执笔写作完成4万多字的《素锦的香港往事》一文，发布在《读库》202202期，获得当年“收获文学榜”非虚构类第二名；2023年，百合将其扩充成14万字同名书籍，由中华书局出版。

素锦的人生，同她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前的香港庶民生活，经由两个山西人之手，幸运地走出历史的阴影面，在阳光下缓缓铺展开。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和希望的故事。

传统女性的路径依赖

“妈妈已于四日下午平安抵港，一切都好，勿念。今天我已看见你爸爸，现在还没有结论……”

起初，这很像一个传统女性不幸的宿命：遇人不淑，惨遭抛弃，讨要钱财，养活子女。开篇第一封，便是素锦写给当时上海政府的赴港申请，大体勾勒出她赴港前的窘迫状况：

“我于十九岁时，因家庭生活苦难，父亲去世甚早，母亲身弱，弟妹幼小，一家无依，为生活逼迫，只得进入舞场伴舞。后遇章文勋，愿负担我一家生活 ，我也急欲脱离恶劣环境，就与之同居。后我母亲亡故，妹也结婚，弟于一九五一年参干，现在朝鲜。现我在上海无亲无故，只有子女三人。

章文勋于一九五零年七月赴港后，于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曾来沪携领其妻儿一同赴港，其走时，我也不知。后其来信曰，我们的生活费由他每月汇来家用，我因无一技能，只得教养子女。……自一九五三年起，汇款经常脱期……生活也已感入不敷出……所以目前我的生活确实陷于万分困难，实难维持，借贷无门……只得赴港以解决三个子女的生活问题。”

父亲去世，家道中落；19岁被迫当舞女，遇到富商章文勋，匆匆忙忙做了小；后来丈夫带着正室一家跑路，答应的生活费也没了踪影。就像小说的楔子，这半封信浓缩了素锦前32年的人生。显然，她的申请没能通过，这才有了后来借道澳门的经历。

电影《半生缘》剧照

和小说剧情曲折不同，找到负心人的过程并不复杂。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在亲戚的陪同下，素锦就和章文勋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夫妻六年来第一次相见，章只是坦白，“我现在生活困难，无法负担你们的生活”，表示自己的生意要等六个月才能看出好坏。他还叫素锦先回上海，“假如条件好些，孩子接出来在港居住”。

冷脸听完章文勋的话，素锦也知道，这些无非空头支票，于是她决定，要在香港暂住下来，在章的眼皮底下等出个结果。她写信给妹妹素美，希望她和妹夫暂且帮忙照看三个孩子：

“如若过了一个时期，章如仍无信息，我立即返沪，现在种种拜托你们，容后再谢了……”

但谁也没料到，等着等着，就等过了二十年。素锦和章文勋在香港若即若离搭伙过了二十年，素美和妹夫也兢兢业业照顾了姐姐的三个孩子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章文勋飞往全球各地做生意，不顺的时候居多，手头时紧时松。于是钱总是艰难地从章的口袋里掏出来，不定期交给素锦作为“侧室”的生活费，再艰难地从素锦牙缝里抠出来，她省吃俭用，剩余大部分源源不断地汇往上海的大家庭。

在香港的前两年，素锦住在小姑姑家里。章文勋见她不走，香港生意圈子又小，不想落个“抛妻弃子”的名声，会时不时登门拜访，与素锦一道吃饭看电影。但绝口不提生活费的事，素锦的应对，只是耐着性子磨下去。

1958年1月31日，素锦来港的第三年，章文勋终于给了她第一笔生活费，200元港币。这让她意外欣喜，第二天就兴冲冲给妹妹寄去100元；4月，又是200元，素锦全部寄出。

1958年九十月间，章文勋给素锦租了一间小房间单住。这让她看到一丝希望，在信中感慨，“……终是慢慢来的，现在比去年、前年终好点”。章文勋的门槛还是很精，在素锦身上多花一笔房租，每月生活费就降50元，素锦只得精打细算，每分钱花在刀刃上，存下一大半给孩子们。

1964年，章的生意全年无起色，素锦一共只收到20元，但在春节前夕，她还是从章那里逼出100元，统统寄回上海。特定年代，上海情况也不好，素锦安抚妹妹：“望你不要心中焦急，身体保重为要，耐心一点，我一有办法立刻先汇给你们。”

电影《半生缘》剧照

一直要等到70年代，全球经济复苏，章的生意也随之好转一些，他每个月给素锦1000元，香港和上海两地的家用都包含在内。

素锦是如何分配的呢？给上海的，固定250元生活费和50元硬性储蓄金，还有逢年过节、亲戚过生日、添置衣物等费用，算下来每月高达五六百元；后来三个子女相继进入婚育年龄，又追加每月100元的结婚储备金。

而她自己在香港过着怎样的生活？过期面包也不舍得丢，开水泡一泡继续吃。

经济上要倚赖章文勋，那么无论是否情愿，素锦都只能对他笑脸相迎，体贴隐忍。有次章文勋糖尿病发，素锦整三个月里每天起早买食材、熬中药，服侍一日三餐，累得够呛。经济不能独立的传统女性，事夫君被认为理所应当，素锦明白这是一种交换，如她在信中抱怨的：

“我知道我现在是忍受的时候，那是应该忍耐的。有什么别的方法呢？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经济独立。”

她也不是没尝试过自力更生。60年代初，她短暂进工厂做过塑胶花，还当过茶餐厅服务员，但都没能长久。外地女人，年纪偏大，无一技之长，语言又不好，在劳动力过剩的香港没有优势。一番尝试无果，她也只好回归家庭，坐在出租屋里继续紧衣缩食。

根据信中提及的数据，1956年到1966年，素锦共寄去2632元港币，1966年到1976年，则共寄去33900元港币、1000元人民币。

汇率换算后粗略估计，她平均每年寄回1000多元人民币，而根据《上海通志》，同时期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也不过600-800元。除了钱款，在内地物质匮乏时期，她还多次寄去白糖、罐头、澳洲牛油、福建肉松……

然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三个孩子对素锦省出来的钱不甚爱惜，他们仗着自家爸爸是“香港大经理”，衣服要买顶新式样，手表自行车也要国外名牌。例如素美在一封信里提到，妹夫曾为素锦儿子小庆花204元买了只手表，小庆嫌老气，不称心，非要再买新的。

70年代，三个孩子相继参加工作，家中经济压力变小，素美几次劝姐姐，不必再寄那么多钱了。素锦呢，只是一边答应“我不再另外寄衣服钱了”，一边又借着各种理由，在下一次汇款时增添新的门类。

“为了这三个小赤佬，我倾注了我的全部积蓄。”

这二十年里，素锦始终没有忘记当初来港的目的。后来 ，这又变成了她为自己抓住的，存在的意义。

从上海女人到香港市民

刚到香港的头几年，素锦不太喜欢这座城市。囊中羞涩的她早早认清这里金钱开路的本质：

“香港这地方现实，穷一点和没有好处给人家，连鬼也不睬你。朋友是用钱结交，才来来往往，想沾人家的光？你想也不要想，都是彼此利用，用过算数，没有什么交情不交情的。”

香港人应酬习惯AA制付帐，这是素锦不能接受的，“有钱的人也不肯请人的，没有钱的人也不能不还”，她觉得既浪费钱又无聊。提到香港社会快节奏，她又形容，“此地人人都像吃火药似的”。

总而言之，不如旧上海老派体面优雅。

从亲戚家搬出后，素锦的第一个住处位于港岛北角，那是老上海人聚居的地区。即便日子过得紧迫，每逢出街，她都要穿得整整齐齐，头是头，脚是脚，打理得井井有条。上海女人，体面能干的形象要立住，她对此颇为得意，“人们或以为我是个有钱人，有眼有白的。”

但久居香港二十年，异乡的风土人情潜移默化间，终归影响了这位上海女性，使她的观念发生改变。1962年，她在跑马地一家名为特美华的茶餐厅做服务员，这段经历，让她看到香港商业社会的可取之处。

电影《半生缘》剧照

在写给妹妹的信里，素锦把老板一家都夸奖一通：老板十分擅长成本控制，进货又便宜又保质；老板娘精通九国语言，可以接待各国来客；少东家放暑假来店里做工，和大家一样上满时长，干一样的活，领一样的工资，这让素锦不禁反思，自己对孩子是不是过于溺爱了？

做服务员的日子，素锦体验到揾钱不易，每日早出晚归，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到手的钱却寥寥，大头都去交了房租。于是她理解了香港人的金钱至上观：

“都是辛勤劳苦的工作，即使大资本家也是一钱如命，因为赚钱是难，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观念。”

后来，大家把这代港人的努力奋斗、同舟共济称为“狮子山精神”。时代精神成就了香港国际大都市的传奇，素锦也曾为此出过一份力，参与历史的进程。

而这座城市六七十年代的波澜起伏，素锦也和几百万香港市民一道，是亲历者和见证者。

1962年8月31日，强台风温黛来袭，导致香港183人死亡，108人失踪，388人受伤，7万多人无家可归。素锦独自一人在高楼里面对温黛，留下记录：“我住的是八楼，很高，对面房子很低，所以更加临空，风力更大，结果是二块玻璃被风吹去，百叶帘也被吹落……我和房东都走下底层去，因风吹得害怕，像房子要倒一样。”

1962-1963年，香港遭遇水荒，供水从每天4小时逐渐变成每四天4小时、每四天2小时、直至每四天1小时。素锦那时下班晚，常常工作出一身汗却无法痛快洗澡。此种窘迫状况，要等1965年东江引流入港的”东深供水工程”完全竣工后，才得以彻底解决。

1967年11月，英镑对美元大贬值，香港物价飞涨，素锦再节俭也力不从心。她向素美说明情况，表示不能保证在春节增加汇款。“因生活费上涨，我极难再撙节剩余多加寄你，望见谅……讲来讲去都是讲钱，这也是实情。”

1973年，香港股市最大股灾，恒生指数一年内跌去九成。那时人人炒股，一向谨慎的素锦也未能幸免，亏钱后她日日以泪洗面，夜夜失眠，香港市民的惨状如她所说的：

“没有一个不做大闸蟹，被股票绑死。打肿面充胖子，撑的住的硬撑，撑不住的叫苦连天，个个都扎死了，借也没处借。”

渐渐的，素锦已然是一位香港市民了，吃肠粉吃云吞面，喜欢算命看风水，两个女儿年纪大了但恋爱不顺利，她反而赞赏她们似港女硬颈：

“宁愿她自己的硬气表现那是对的……两个女孩的婚姻都不顺利，焉知非福呢？不必心急，不要迁就而让人占上风，做人应当强之处应刚强。”

1976年，52岁的素锦迎来了她到香港后最重要的一件事——章文勋为她买了一套房。轩尼诗大厦16楼D座，实用面积大约五六十平，五年内分期付款还清。

“总算心定了，搬定了。”

香港轩尼诗大厦 作者摄

房子对中国人的意义毋庸置疑，搬家6次后，她终于在这座城市有了落脚点。写给素美的信里，她高兴中略带点娇嗔的抱怨，说前几年为了给孩子们寄钱，错过了低房价，现在买贵了点；转而又祈祷章文勋身体健康，事业有新发展，能够平平安安帮她把房贷供完。

此刻她不知道，她将很快搭上这座城市的又一轮财富快车道。

根据目前可查到的最早数据，轩尼诗大厦16楼D座于1996年进行过一次交易，售价196万元。也就是说，至少在1996年之前，素锦就已经将这套房子出售。而1976年至1996年间，香港楼市经历多轮上涨，价格翻了好几番。如无意外，她在这笔理财中赚到了钱。

对于香港市民周素锦来说，这可能是这座城市给她的一次回报。不知道这次她有没有把握住。

等天空转晴

二十年里，素锦不止一次畅想过，她顺利把孩子接到香港后的生活。

1962年，大女儿蓼芬18岁，素锦为她的前途谋划：“蓼芬能考取大学是最好，现在的社会进展是以资格而论了，凡是没有专门的技术和高深的教育，以后要在社会上谋进取实在是太难了。”

她想好了，如果女儿考不上大学，就把她接来香港，再去求茶餐厅老板给女儿一份工作。母女俩一起在餐厅做工，付一份房租挣两份钱，减轻上海的经济负担。等情况稳定了，再把剩下两小儿接来。

眼前的困难是女儿来港的路费。章文勋家室多，人还总往外面跑，指望不上，素锦想到了对她颇有情义的张先生。这位张先生，是她在香港认识的新朋友，性格乐善好施，同情素锦一家的遭遇，曾几次资助她房租及其他费用。接到素锦的求助，张先生表示，愿意承担大女儿小女儿的路费，外加一年生活费。

然而计划最终未能成行。蓼芬落榜了，节骨眼上，素锦自己却失业了，母女俩的工作没了着落。恰好章文勋又从国外回来，她和张先生也没了下文。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想通了，素锦在这期间的一封信里写道：

“蓼芬来香港，很容易走上歧路，我自己已经哭了多少年才明白，没有地位、没有名义的人，轮不到经济和权力的一切权利，因此不想孩子再走我的路，做人家的小。”

进入60年代中后期，三个孩子在上海陆续被分配了工作，素锦在香港的状况不见起色，她也只得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

“有时候想到做不到的事，世界上实在太多。我根本是想他们来香港的，可是不如意的事偏偏常八九，我有什么再说和再想呢？”

电影《半生缘》剧照

1966年时局突变，6月到10月间，素锦和素美整整4个月没有通讯。10月24日，素锦来信，也只作简单问候，“不知你们近来可好，孩子们好吗？你和妹夫身体可有好转和健康吗？”

这是四百多封信中最短的，只有四五行。寥寥数语，背后每个字都战战兢兢。

两姐妹有默契， 在信中从不谈时局，但保持政治敏感。譬如素美在那段时间写道，“如无事，今后就少来信与我们，我认为亦然，吾姊应多注意休养而少耗脑力，希擅自珍摄”。素锦心领神会，回信道，“有事再来信，没有事我也少写信。”

但无论如何，此后十年间，接子女来港或是回上海探望的计划都搁浅了。素锦故事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件事，团聚。

时间慢慢熬过去，子女们都日渐长大，素锦在信中见证他们工作、恋爱、结婚。1973年，小女儿小芬找了一个右派家庭男友，急得素锦要回上海，被素美阻拦，“并不是我们不欢迎你来，我也很难讲，请再过一个时期看。”

1975年左右，政策松动，再加上大女儿蓼芬结婚，素锦终于得以返沪探亲。通过中国旅行社办好回乡手续，她于9月23日上午由尖沙咀坐火车至深圳中转，儿子小庆前往迎接。1956年素锦走时小庆还是一个8岁孩童，如今再见，眼前已是二十多岁的成年男子。

母子俩当天在广州华侨饭店住宿一晚，24号火车再度启程，于26日下午5点抵达上海火车站。此时距素锦离沪赴港，已过去整整十九年。书信中没有提及再度见面时的场景，但想必难免生出沧海桑田的感慨。

半个月后，素锦返回香港，纵有不舍，那里如今才是家。

第二年4月，素锦再返内地，这次是邀请妹妹和两个女儿同游广州。还记得在1965年4月的一封信里，素锦感慨作为女人在时代中浮游的身不由己：

“这些年来的周折情形，使我历历在目，我真觉得一个人的生存，在世上生活，尤似战士打仗，有时是失败，有时也有成功，愿蓼芬和小芬以后的生活不要像我这样的困难不如意。”

此次两代女性出游，期间相处亲密愉快，旅途中少不了长辈对下一代的祝愿和期许。

这一年的9月13日，素美来信，顶部一行字：“极其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天后素锦回复：“最近港地也竟载毛主席逝世之报道，各阶层也深哀悼，我们虽小市民，看到电视中瞻仰遗容，也流泪不已，心中哀伤。”

这年年底，素美不再保留往来书信的底稿。一个时代过去了。子女来港团聚的事再次被提上了日程，素美表示无条件支持。

自1956年出发，距离素锦想要抵达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为了那一天，她已经足足拼争二十年。

就停留在这里

两姐妹的书信，就停留在了1976年的12月12日。如往常一样，素锦不厌其烦交待着，寄来的钱如何安排，并闲聊在香港的生活。

“日子过得快得很，一年又将过去了，就要1977年了。……香港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什么事都要赶快，生活我也只望章身体健康……望大家都是身体健康。”

故事戛然而止。这一家人后面的生活如何？结局圆满吗？——读者好奇，作者刘涛和百合也好奇。

购入这批书信之后，刘涛一直在尝试着寻找素锦后人。“我收集的普通人书信非常多，一般来说，找到它们的主人或者后人，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流程。”人找到了，关于书信的疑问才能得到解答，也方便对书信进行合理开发和再次创作。

2022年，媒体《故事FM》曾在香港、美国、上海三地寻找素锦后人的线索。

在香港，素锦工作过的茶餐厅早已不见，章文勋任职过的公司也没有线索。唯一可确定的，是他们在轩尼诗大厦购入的那套房子。但房子几经易手，如今屋内住的不是素锦家人。委托香港本地媒体调查，后续也没有音讯。

香港风光 作者摄

美国的线索主要依托于素锦的大弟弟元陵。上个世纪60年代，从台大毕业后，元陵去美国攻读博士，《故事FM》尝试咨询台大北美校友会，还付费查询了美国寻人网站，都如大海捞针，没有下文。

唯一有进展的是上海。素锦的妹夫是一位翻译家，刘涛托人得知，妹夫有一个侄子，现今是沪上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刘涛鼓足勇气登门拜访，打听素锦一家人的去向，终于得知：

改革开放后，三个孩子陆续去了香港，有一个最后还去了美国。

但当刘涛继续追问素锦子女的联系方式，书法家先生拒绝了。因此，目前所有关于素锦的内容，都对当事人的信息做了模糊处理。

作为《素锦的香港往事》一书的作者，也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百合更能体会这其中的微妙。她隐约担心过，关于寻找后人这件事，会不会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她建议，不要去打开它。

“和素锦的故事相遇是缘分，二十年结束了，没有必要再打扰。”毕竟，清官也难断家务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行事风格，“下一代人的故事肯定也很精彩，但我们没有资料，我们只写这二十年就够了。”

书已成稿，素锦的故事是一个好故事，不必再想象，就让它停留在这里。百合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这批书信的那一天：

那是2021年5月的一个周六，天下着雨，在刘涛位于太原的办公室，他拿出一个大箱子，百合随手打开箱子最上面的那封信，恰好是素锦写给上海市政府的申请信。

读着读着，她想起《半生缘》里的曼璐，脑子里当即蹦出一段话，也成为了后来全书的第一句：

“我知道她的名字，见过她的字迹，却不清楚她的模样；我了解她的人生，洞悉她的脾气，却不知晓她的结局。”

电影《半生缘》剧照

素锦的故事里没有惊心动魄，那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命运，靠着隐忍和坚持托住了自己，终于拼到了一丝光亮。

最后，请用她们的书信作为结尾，也作为这个故事的注脚。那是写于1976年11月12日的一封信，她们马上要熬出头，妹妹素美引用《基督山伯爵》里的话鼓励素锦：

“在抱有希望的前提下，应该有所等待。一位先哲曾告诉我们，人类的所有智慧，就是集中在等待二个字。世上最最伟大的，最最坚强的，特别是最最敏慧的，就是知道怎样有所等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