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深陷厌女泥沼：女性地位在莫迪治下愈发倒退（组图）

莫迪治下的女权倒车

莫迪政府在上台之初曾宣称，要将解决性暴力浪潮并提高印度女性地位，可在莫迪的统治下，印度女性的境况变得更糟，厌女文化从印度高层向下不停蔓延。

目前领导印度执政联合政府的印度人民党（BJP）长期以来一直以男性主导、印度教至上、上层种姓和重男轻女的形象著称。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多个方面推动了该党形象的转变。他现在正在寻求第三个任期，并积极宣传政府与女性有关的众多举措。

受近期选举中女性选民投票率较高的启发，印度人民党特别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票仓。当印度女性已然作为一个统战选项出现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人民党声称在长达十年的执政期间，其“赋予”女性权力的说法进行评估。

针对女性的暴力

当印度人民党领导的选举联盟上台执政时，人们对针对女性的犯罪日益增多明显感到不满。人们希望改变法律框架，尤其是在性暴力犯罪方面。对这种普遍情绪的呼吁成为莫迪2014年竞选活动的重要纲领之一。

然而，自莫迪的政党执政以来，该国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进一步激增。国家犯罪记录局2021年的数据显示，印度平均每天有86名女性被强奸，每小时有49起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每十万人口中针对女性的犯罪总数从2014年的56.3起增至2022年的66.4起。

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日益增多，这不仅反映了严重的重男轻女偏见，也反映了制度上的彻底失败。有时，我们会看到印度人民党为那些被指控暴力侵害女性的人辩护和保护。例如，联邦女性和儿童发展部长斯米里·伊拉尼（Smriti Irani）对公开揭露施暴者的受害者进行了无耻的抨击，指责她们“诽谤”政府。

显然印度有罪不罚的文化已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尤其是在那些与统治精英关系密切、属于主流种姓和族群或在社会上有其他影响力的人中间。在莫迪执政的过去十年中，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安的性暴力事件，其中许多涉及来自边缘化社区和经济弱势背景的女性。

其中几起案件成为热门新闻，如2017年印度人民党议员在北方邦乌纳奥轮奸一名未成年女孩；2018年在克什米尔的卡图亚，一名八岁的穆斯林女孩多次遭到轮奸和谋杀；2020年在北方邦的哈特拉斯，一名达利特女孩遭到轮奸。印度警方调查不力、犯罪分子玩忽职守，以及机构对犯罪者的暗中支持都是显而易见的。

从2002年古吉拉特邦社区大屠杀期间轮奸受害者比尔基斯·巴诺（Bilkis Bano）的强奸犯获释，到最近曼尼普尔邦迈特族和库基·佐族冲突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和对女性的猖獗性侵犯，莫迪都保持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印度人民党在社区大屠杀和种族冲突期间对女性施暴的做法更加暴露了其骨子里的厌女情结。

高层有罪不罚

对于一个拥有最多登记在册的针对女性犯罪案件的现任国会议员和立法会议成员的执政党，我们几乎别无所求。

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政客和议员的有罪不罚现象频繁曝光。其中包括对印度国际知名女摔跤手的恐吓，她们勇敢揭露了BJP议员兼印度摔跤联合会（WFI）主席布里吉·布尚·沙兰·辛格（Brij Bhushan Sharan Singh）猖獗的性骚扰行为。

在今年的大选过程中，印度人民党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主要选举盟友、现任国会议员普拉杰瓦尔·雷凡纳（Prajwal Revanna）涉嫌大规模强奸和性侵犯的大量令人不安的视频浮出水面。据指控，莫迪知情不报，但为了争取卡纳塔克邦选票，仍为这名性侵犯者助选。雷凡纳被允许逃离印度。这起丑闻是执政党之前多次制造和教唆罪责模式的重演。

莫迪政府急于挽救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开脱共谋的指控，一再采取如加重处罚的伎俩。公开强调惩罚的数量和严厉程度，以转移人们对强奸案极低定罪率的关注。实际上，惩罚的确定性比惩罚的严厉程度更能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例如在2021年，针对女性犯罪的定罪率仅为26.5%，而95%的案件仍悬而未决。虽然政府出台了更严格的刑法，但在确保加强警察问责制、改革司法系统或改善强奸幸存者康复和赋权措施方面，所做却少得可怜。

事实上，在德里轮奸案激起公愤后于2013年成立的尼尔巴亚基金（Nirbhaya Fund）资金严重不足，使用率也很低。2021年，仅发放了50%的拨款，实际支出仅为29%。其后果是缺乏足够的快速通道法庭和一站式强奸危机处理中心，这实际上阻碍了正义的伸张。

族群厌女症

如果我们将印度人民党分裂性的族群政治对女性的影响考虑在内，它声称成功打击性别压迫的说法就会进一步暴露。在过去十年中，印度的名誉杀人案急剧上升，印度人民党统治的省份位居榜首。

这一令人震惊的趋势与与执政党有联系的右翼群众组织的私刑活动密不可分。这些组织一直在积极打击不同信仰间的自愿关系，尤其是印度教女性和穆斯林男子之间的关系。

许多人正确地认为，鉴于莫迪政府针对特定宗教和社区的分裂议程，它将《统一民法典》（Uniform Civil Code，UCC）视为推动各社区统一，而非社区内实质性性别平等的一种方式。

例如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引入的《统一民法典》忽视了印度教家庭属人法中的歧视。相反，它限制了女性与自己选择的伴侣同居的权利，从而为国家机构和治安团体的道德监管铺平了道路。

2022年，当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学生被拒绝进入当时由BJP统治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国立大学预科学院时，莫迪分裂性的党派政治形式也凸显出来。这阻碍了来自少数族群的年轻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而这个少数族群已经在教育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重要的是，受教育机会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穆斯林少数民族。BJP的教育政策加剧了对公共资助学校教育的全面忽视，为合并公立学校铺平了道路，以实现所谓的资源“合理化”。

这些措施导致多所学校关闭，对女孩的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引发了在校女生及其家长的抗议。

空洞的主张

另一个关于提高印度农村女性地位和尊严的空洞主张的例子，是广为宣传的旨在消除随地大小便现象的社会赋权计划。这远非一项新举措，而只是早期农村卫生计划的重新包装版本，现在被称为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Abhiyan，SBA）。

尽管SBA为农村家庭修建厕所提供资金支持，但该计划并不包括铺设适当的下水道系统和维护。因此，该计划助长了卑鄙、原始的人工掏粪做法。双重悲剧在于，这种被污名化的工作主要由乡村中的贱民（“不可接触”）女性承担。

虽然政府展示了大量的福利计划，但实际的现金转移却微不足道。实际上，莫迪时代对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和中下层女性以及贫困农民和贫困部落家庭来说都是灭顶之灾。随着许多公共事业的迅速私有化以及国家从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的不断退出，这些女性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负担大大加重。

在通货膨胀持续不减、此类计划的预算拨款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实际的现金转移更是微乎其微。政府声称将在2016年至2023年间向农村贫困家庭发放超过9500万个免押金液化石油气（LPG）或清洁燃料连接。然而，在液化石油气价格飞涨的情况下，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仍在拾柴火和使用污染环境的固体燃料。这样一来，普通印度女性仍然要兼顾大量家务，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工作。

障眼法

政府声称已赋予女性权力，但如果与女性的日常生活现实以及她们在获得生计和有偿就业方面的偏差相比较，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女性的犯罪率不断上升，有罪不罚的文化普遍存在，这对女性不受拘束地进入公共领域的努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另一个层面上，在有偿新闻的烟幕背后，印度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状况的迅速恶化同样令人担忧。国家支持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简称MNREGA）的现状至少可以说是令人震惊的。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占MNREGA劳动力的50%以上。

不断加剧的农业困境和失业率的上升导致对MNREGA工作的需求增加。然而，莫迪政府对MNREGA预算的削减导致了该计划下工作的短缺，以及付款的大量延迟。

此外，目前约有500万名女性受雇于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实施的各种计划和项目。这些女性大多属于“低”种姓，出身贫困，她们被动员起来从事各种形式的社区工作，如在乡村提供初级保健服务或在anganwadis（农村托儿所）照顾儿童。

然而，她们的工作被视为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的延伸，因而价值被低估。因此，她们被剥夺了工人的地位和权利，只能得到微薄的“月奖励”或酬金。这促使许多人奋起抗争，以争取被承认为政府工作人员。莫迪政府没有为提高她们的地位提供任何保证。

印度人民党让女性越来越多地承受掠夺性贷款的冲击，陷入负债的漩涡。政府在吹嘘其通过Pradhan Mantri Mudra Yojana（PMMY）等小额贷款计划为女性创造生计时，却轻易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私人资本在印度小额贷款行业中占据了较大份额。印度人民党不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小额信贷机构进行有效监管，让女性越来越多地承受掠夺性贷款的冲击，陷入负债的漩涡。

为了“方便经商”，政府出台了新的《劳动法》，表明国家进一步退出了对工人和雇主之间关系的公共监管。这些臭名昭著的法规将越来越多的女工推向了非正规部门，使她们处于不稳定和脆弱的境地。

女性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她们的工作条件很差，工资很低，而且超负荷工作。不安全和非正规的工作安排也滋生了对劳动女性的猖獗性骚扰。

认可和再分配

印度选举政治的传统逻辑认为，女性的投票选择往往由其家庭、种姓和社区中的男性决定。但当下印度女性正逐渐成为独立的选民群体，这也是近年来女性关注的问题逐渐受到更多重视的原因之一。

针对在印度议会人民院（Lok Sabha）中为女性保留33%席位的长期悬而未决问题，莫迪政府试图将这一议题推向前台。2024年1月，就在宣布大选投票日期之前，莫迪政府战略性地通过了为女性保留席位的法案。

但这项措施并没有为普通女性和大众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印度偏颇的“得票最多者当选”选举制度未能提供更具代表性的政府来满足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愿望。

此外，所有政党的女性候选人普遍来自富裕家庭。即使在改革之后，这种情况也可能继续存在，巩固了来自社会主流阶层的女性将继续占据议会席位的现状。

在女性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增加女性在执政机构中的代表人数才得以实施。作为一种单纯的认可政治，这一措施很容易被人利用，并转化为一种父权制的庇护形式。在重新分配资源，使女性的生命、自由和生计得到切实保障之前，这一措施仍需被重新设想。

在过去十年中，印度女性并非被动。她们一直站在反对歧视性公民法、性暴力、亲公司农场法、剥夺财产权、反劳工政策等众多运动的前沿，这些运动对执政者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无论莫迪是否还在台上，这种反抗都将重新抬头并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