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建中国：重建国家政治生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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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多维新闻》十年前有关习近平唤醒中国的评论被内地多数主流媒体头条转载，《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质疑外媒政论文章为什么在内地广为流传，无数人在微博转发。今天不再有人怀疑《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文章的预见。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始终是习近平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的主要命题。他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系统阐释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并用「六个如何始终」进行概括。

习近平为何如此执著于「大党独有难题」这一命题？除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苏共亡党敲响的警钟，以及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关键节点的危机感，最重要是重建国家政治生态，只有这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有可能实现，中共才能持续执政。习近平曾说，「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他进而提醒全党，「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成为最醒目的成绩单。（资料图片）

自我革命最直接的体现是反腐败，将两者等同起来无可厚非。但自我革命还包括纠正错误的发展和治理行为，改革不恰当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不断修正过时的发展和治理理论，反腐只是其中较为突出，手段和形式更为果断，人民容易认同的做法。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发出警告，不解决腐败问题可能亡党亡国，但他不只是要解决腐败问题，因为除了腐败之外，错误的发展和治理行为同样可以亡党亡国。文革就是这种错误，中共摆脱文革困局，提出了改革开放就是反腐之外自我革命的成功案例。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另一项规范权力的自我革命具体举措，他为权力的使用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无关，不应受到约束，笼子要关住的是滥用了的权力，就好像监狱是羁押违、反法律的人，不是所有人。如果社会没有任何形式的权力，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不是关住权力的意思。

西方制度宣称自己约束了权力，如果约束权力符合国家治理目的，为什么人民对施政如此不满，枪支毒品等犯罪横行，高税收但政府依然有巨大债务和财政赤字，通胀削弱人民的生活品质，政客依然推动巨大军费开支，社会不公普遍存在，阶级冲突频繁，国家元首只能够在两个老人之间选择，官员尸位素餐，这不就是权力的腐败吗？西方强国肆无忌惮干预别国政治，赤裸裸地滥用权力，制度对此毫无约束，这又是什么制度优势？

反腐必然是指向权力的，意在根据法律和制度规范权力，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但在习近平看来，反腐最终却是要归于治理，因为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不是指向权力，而是复归于治理，将政治转型为治理才是化解滥用权力、腐败猖獗的根本手段。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是对权力与制度关系的概括，也回归了权力的本质，那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权力是过时的政治理论，治理才是现代政治的正确意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宣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资料图片）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保家卫国，维系社会秩序，国家与人民都受到尊重，与西方通过选举解决民意代理的和平过渡，形式上有序转移国家管理权的合法性全然不同。中国人认为约束权力是为了提升治理水准，让权力复归为支持国家治理的实践，才是根本解决权力滥用的方法，制度设计应该以此为标准。选举无法制约权力的滥用，只是为权力分配提供看似公平的机制，与治理是否有效、人民生活是否幸福缺乏联系，甚至鼓励权力与治理分离。中国人认为权力很重要，提升国家治理需要适当运用权力，与治理能力相辅相成。西方过于强调权力的作用，臃肿的权力约束机制让权力博弈遮蔽了治理的中心角色，为治理失效提供了借口，这种权力制约并不科学。如何让权力和治理的关系专业化、科学化、合理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中心内容。当他提出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不是否定权力的作用，更不是否定政府在发展和治理的角色。

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的根基。不少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的独特经验结合了中国的传统，它的革命经历，以及从西方发展经验吸收的养分，让它的发展模式难以模仿，其他国家也不容易学习。

先看传统文化。不少人质疑传统文化思想如何在现代中国有所作为？中国传统思想认为权力只能达到某些目的，它绝不等同为善治。用刑罚去威胁民众，或许能够减少犯罪，但以道德和教育授之于民，人民才有羞耻惭愧之心，社会才能安宁。对传统文化而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种思想必须是以仁政和德治才能做到，它们的具体呈现就是政治上重民、安民，经济上利民、富民，文化上爱民、教民，一切都与权力无关，而是以发展和治理为本。民心、民意是以人民安居乐业为前提。选票的机械化操作或许表达了人民某一刻的喜恶，权力或许能在一段时间内维系政权，却难以长治久安。中共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数十年国家治理经验的积累，无法不承认几千年传统文明遗留下来的国家治理思想，它总结了历史朝代的治乱兴衰，确立了仁政德治才是政治的根本。

2014年9月份，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2565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长篇讲话，再次确认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纳入「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新华社）

如果用荀子的「隆礼重法」来说明，在权力之外，社会关系必然存在利欲之追求，以礼来制约欲望是「相持而长」。什么是礼？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国家自然难以接受不受节制的欲望，因而采用礼制，为的是「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让欲望追求与物质供应能够维持平衡，有序发展，社会才不至于「乱」及「穷」，这就是建立礼制之所指。

礼是一种自由，是参与社会共同生活，建立人与人之间有序社会关系的制度，他不以自由人为物件，而是以社会人为对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一己之私来设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关系，他是社会整体中的有机单元，他的存在依赖共同体，他的自由是根据共同体的共识来定义。权力、自由、共同体、社会关系都是社会存在的要素，任何一种要素被过分突显，都可能破坏人自身以及共同体内其他人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认为礼是法在中国的补充，甚至法是礼在中国的具体实现。

习近平在反腐时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为共产党的信念并非以权力专制为本。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政、德治、礼制的最终实现，除了依托于法治和监察体系，还必须回归到作为现代政治的治理，法治作为权力的实践并没有缺场，但它是作为实现前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作用。这才是现代发展和治理的权力论，它重构了权力与政治的关系，消除官僚的权力意识，建立服务型的官僚体系，让权力源自制度、文化、法律、社会认知，而不是官位，更不是执政权。民主与民本的思想虽然都是以民为中心，西方思想认为人民应该通过意见表达来证明人民当家作主，而中国人认为人民的普遍认同而且安居乐业，民本的目的就达到。

2021年6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这是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带领党员领导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新华社）

再看革命文化。习近平的反腐败很早就提出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后来自我革命还被确立为走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能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中共对自己的挑战，毕竟「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要想做到这一点，只能依托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不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已，它是一种人生态度，是社会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仁义，是中国传统思想领导者文化的主要内核。

为了更好自我革命，习近平对反腐败领域体制机制进行了重大变革。面对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等问题，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明确要求：「要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经过地方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整合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最高检查处贪污贿赂等相关职责，成为中共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这也为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治前提。

最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也是吸收借鉴了西方民主、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传统之后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选择，也即将人类集体生活的主轴从权力转向社会，将政治转换为治理，由资本转移到人民，在过程中，法治必不可少，它是通向国家治理和高品质发展的关键依托和前提。

综合来看，十八大以来疾风骤雨式的反腐只是第一步，最终指向的是依法治国、国家治理，而自我革命是贯穿于全过程的「引擎」。这也是为何习近平会说，「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可以料见，为重建国家政治生态，接下来的反腐仍将循著既定路径展开，并在常态化的基础上逐步制度化，与此同时，重建国家政治生态也必然包含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落实新发展理念，这是将专注于权力的讨论扩展到更广阔领域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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