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共产党人在文革中的思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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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从1971年10月12日起,不顾安危, 秘密地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张闻天文 集》第四卷选载了七篇。这位体制所放逐的 老共产党人的思考,属于文革中的民间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2 在张闻天的文革观察、体验里, 党的危机主要有四个方面。

党和群众的关系

张闻天在考察党的方针政策,党的状况与命 运时,最为关注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最担心的, 是党脱离群众。在文革中,他发现党脱离群众, 关系紧张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因此,他的思考首 先就集中在党为什么会脱离群众?

在他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和问题。 他强调,党脱离群众“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前,固然 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

从党的角度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国 家机关唯一的和最高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 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 指挥一切。他们处在领导者和首长的一种特殊 地位,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

这种特殊情况,使 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 错觉,似乎他们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 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 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 令”,“

由于某些领导者工作和生活的特殊性,加 上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旧思想、旧作 风的影响,有些人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生活上逐 渐脱离群众,最后蜕化变质为同人民群众对立的 官老爷”。 —这不但揭示了党的领导者蜕化的 危险,而且涉及了党的领导者官僚化与“党是国 家机关唯一领导者”、党“领导一切,指挥一切”的体制的关系。

张闻天指出,“在人民群众方面,由于长期以来 受尽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欺压,有些人也容易 以旧思想、旧习惯来对待现在的党政领导者,把他 们看做官老爷,认为他们有权有势,往往对他们惟 命是从,把一切革命胜利的果实,都说成是他们的 恩赐,说他们是群众的救命恩人、救世主,对他们歌 功颂德,唯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

人民 群众方面的旧思想、旧习惯,也是促使党和国家机 关的某些领导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的 另一个原因”。文革中发展到极致的个人崇 拜,显然与这样的国民心理有关。

在张闻天看来,关键还是没有摆正党和群众 的关系。他强调,“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 员”,绝不能“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 像旧社会历史上总是颠倒过的一样,他们(党的 领导干部)是主人,而群众则是为他们服务的”, “革命胜利和幸福生活的获得固然由于共产党的 领导,对共产党人表示信赖和尊敬是正确的,也 是自然的,但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人民 群众自己的力量”。

“这样,就在无产阶级政党面 前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 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 实的人民勤务员”。 注——这里所提出的,是要 由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民本主义,转变为“由民 做主”的现代民主主义,共产党人绝不是人民的 父母官,而只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如何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张闻天看来,关键是充分而全面地实行人民民 主。首先是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鉴定和批 判”的权利,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张 闻天特意强调,“如果上层领导者”只是“喜欢人 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 不同意见的话”,就“不能真正发扬民主”。

他尖春秋笔锐地指出,“害怕群众,害怕批评,是一切机会主 义者的共同点”。其次,张闻天坚持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任命撤换,经过一定的会议讨论决定,也 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党的干部的权力,必须通 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由人民授予,而不能由上级 机关领导决定,这样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对人民 负责,而不是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这样就能够从 根本上改变党的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关系,而使得 “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 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 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其三,张闻天主张, 必须“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也就是 说,人民群众不仅要有批评、监督权,更要有管理 权,这是一个更根本的民主权利。

张闻天强调:“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 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是形式,但这 是正确表现群众路线的内容的形式”,“表现党 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章党法,和表现国家民主集 中制的法制法纪,所以必须严格执行的原因,就 在这里”。”

何方分析,“张闻天提倡坚持的首先 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干部的民主作 风”,“他认为,把发扬民主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领 导者的态度上,是对民主的误解”。“按我们原来 所学,群众路线主要就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 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 来,坚持下去,以及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让人说 话,天不会塌下来’等等。

其实,这只是视群众路 线为好的领导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连封 建社会某些比较开明的君主和清官都多少能做 到”,其基本思路就是前文提到的“为民做主”。 这与现代民主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张闻天提 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即“法制化”, 就彻底摆脱了将希望寄托于“好皇帝”、“清官”的 “民主作风”的恩赐的传统,迈出了走向现代社会 主义民主的关键一步。 注8 因此,张闻天在文革中 强调:“一切国家机关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尊重人 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就是尊重群众的意见。

把代表大会当作无关紧要的组织形式,就是不尊 重群众的表现”,“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其时, 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早已弃之如敝屣,而代 之以领袖独裁。

张闻天认为,正是这样对民主、法制的公开践踏,导致了党严重脱离群众,与人 民关系的高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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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张闻天还指出,当“党开始不了解或不甚了 解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提出的方针政策不符合或 不完全符合群众的利益,因而群众不赞成或反 对;或者群众还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 他们的利益的,因而也不赞成或反对”,这就会形 成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也同样会 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他还进一步发出警 示:“无产阶级的政治,脱离了群众,不从群众出 发,不为群众服务,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就 一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这种脱离群众的政 治领导,决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无产 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种领导就会导致无产阶级 失去政权”,“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 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

“群 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 “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错误 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 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

这样,张闻天就 纠正了长期存在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和盲点,即认 为“只要党决定了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因 而“关心的总是党的决定是否执行了,至于执行 中对党的决定的正确与否,优点与缺点,则漠不 关心”。

而张闻天郑重提出,党的决定,路线、 方针、政策有可能因给群众造成损失而犯错误, 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在文革中,党的路 线、政治领导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

张闻天着重讨论了有关“政治与经济关系” 的问题。

(一)“现在有人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 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 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 福利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大帽子!”了解文革历 史的人都知道,这当然不是个别人的偏激意见, 而是占指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张闻天 忍不住厉声怒斥:“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 更愚蠢,更有害的了!”

它的“糊涂”与“愚蠢”,首先在根本违背了 “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原则”。张闻天指出,“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 就是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阶级斗争就是各阶 级为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 争”,“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因此,作 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 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 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 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 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 态度”。

否定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糊涂”与“愚蠢”, 还在于它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早在20 世纪60年代张闻天就多次撰文强调:“发展生产 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 要任务”,注15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 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 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说愈穷苦的人拥 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 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

而“穷社会主 义”的高论,在文革期间更是甚嚣尘上,成为治国 之策。张闻天指出:“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 民大众牺牲流血,进行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 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为了在 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是如列宁所 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不是为了最终实现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 的伟大目标,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思想上最为混乱的是公与私的关系,为 此,张闻天强调了几点:

其一,“社会主义只反对 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 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 的个人利益的私”。其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 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样的个人的利益,而且 在公的集体利益内就包含了私的个人利益,即是 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其三,“要建成社 会主义,没有那些为了集体利益,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死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先进人 物起模范带头作用,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在人民 群众中终究还是少数。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以至全体公民的积极参加,是不 可能建成的。

为此,必须坚决贯彻实行集体利益 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和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的 社会主义原则”,“个人在集体收入中所应得的份 额的私,这种应得的私,是每个人应有的正当权 利。反对这种私,或否认这种私,这是反对社会 主义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

就是对那些大公 无私的先进工作者,我们也要同样实行按劳分配 的原则,使他们得到应得的工资或劳动报酬,并 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以奖励”。其四,“在社会主义 社会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 许公外有私。

允许(社员)在不耽误集体生产的 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个人的自留地或搞一 点副业,并在集市上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他们的 产品”。其五,不但“私应该为公,公中也有私”, 而且“公还要为私”,应该“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 保障”,“一切有关人民实际生活的大大小小的问 题,集体必须具体加以解决”,“要使人人为集体, 必须集体为人人”,“这是社会主义高速度发展的 一条重要规律”。

张闻天还特意提醒:“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 益,还是为少数人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是无产阶 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分水岭”,要警惕修正 主义者“攫取劳动人民的物质成果,使少数人发 财致富,大搞特殊化”。

二,是对发展生产力,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忽 略和贬斥,同样充满混乱。什么“社会主义革命 比社会主义建设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比发展 经济更重要”,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等 等,在张闻天看来,这些“高谈政治,而怕谈经济 的‘政治家”,根本不懂得“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不懂得“社会主义革 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共产主义也是在高度发展 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

因此,“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 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 产阶级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 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 小来衡量”,“当政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发展 生产,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张闻天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政治上说得袅袅动听,而经济却搞得一塌 糊涂,那样的政治,还硬要群众举手称颂,群众怎 能不产生厌恶情绪呢?”

张闻天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紧张中看到 党的合法性危机。而这样的危机在文革中达 到了顶点。在张闻天看来,这是由两个方面造成 的。一是对人民民主与法制的肆意破坏,导致享 有特权的党的干部由“人民勤务员”蜕化变质为 “官老爷”的趋向,二是推行无视经济建设和生产 力的发展,损害人民物质利益的错误的政治路 线,引发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而这两个方面都 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背离。

党和国家的关系

在张闻天看来,党在文革中的第三个危机是 “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国家 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 指示”,在这样的体制下,党和国家的关系极易发 生扭曲,而且直接影响国计民生。针对文革中出 现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党和国家的不正常关 系,张闻天提出了三大警告-

第一,“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 “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政府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并做出适 合于群众自己的意见和需要的,并具有法定的约 束力的相应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才能在全 国范围内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

——这有两 个要点:一是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关 系,虽然后者要接受党的领导,但却拥有按照“自 己的意见和需要”对党的决议进行“讨论、审议、 补充、修改”的权利,应该享有相对的独立性。张 闻天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 导下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

 其 二,必须树立国家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的权威 性,“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 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都具有约束 力。党绝不能“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 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

第二,张闻天强调,“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 14 炎黄春秋 | 2016年第4期

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党决不能靠少 数党员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相反,它特别 应该注意的,正好是大量吸收、培养和提拔非党 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机关的各方面 工作,特别是紧紧依靠工人群众,使他们学会自 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真正做到人民群众自己掌握 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里 所说,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绝不是 工作方法、民主作风的问题,而关系到“谁是国家 主人”的国家基本性质。因此,张闻天提醒说,绝 不能“使少数官僚主义者和野心家利用国家机关 为他们谋私利”。

第三,党“不能代替国家机关采取镇压或强 迫命令的方法”,党只能“依靠说服教育的方法, 来领导国家机关的活动”,“决不能因为是党员就 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党内的关系

张闻天更有切肤之感的是党内关系的不正常。 首先是如何判断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性质。 张闻天强调,“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 的矛盾”。也就是说,党内的分歧,是如何发展社 会主义,实现党的目标的不同意见的“思想分 歧”。

尽管这样的分歧可以发展为政治、思想路 线的分歧,经过实践的检验,也会有正确与错误 的是非之争,张闻天就从不回避自己犯过“左”倾 路线的错误;但这都不是阶级斗争。张闻天一再 表示,绝不允许把党内犯有思想倾向错误的同 志,“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视为“阶级 敌人,为内奸、特务”,“这必然会导致把人民内部 的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把同志当敌人,给党造 成极大的危害”。

其次,如何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与思想分歧? 张闻天提出了六条原则。

(1)“党的团结,是思想 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 来达到其陷害、打击或打倒革命同志的目的的所 谓思想斗争,是同党的这一基本原则相背离的, 其中必然包含有不同程度的阴谋诡计。这种所 谓批判,只能在党内引起纠纷,制造派别,造成对 立和分裂”。

(2)“思想批判必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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