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失败！2600万赤字已增加至3600万，UC是如何步入危机？ANU情况同样严峻！（组图）

2600万赤字已增加至3600万，UC是如何步入危机？

2024年，对于堪培拉2所主要大学都来说无异于灾难之年。

堪培拉大学校长帕迪·尼克松教授因“个人原因”突然辞职，引发争议。

虽然他在2023年12月提出辞呈，但直到2024年1月17日才公开宣布离职。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拿到了价值 180 万美元的薪酬。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明显这所大学的财务状况并不稳健。到8月，当时的临时副校长露西·约翰斯顿 (Lucy Johnston) 告诉员工，今年预计的2600万美元赤字已增至 3600万美元。

一项涉及裁减 200 多个工作岗位的重组将持续到 2025 年。两任临时校长的换届给人留下了领导混乱和对大学管理机构失去信心的印象。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情况也同样严峻。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声称连续几年赤字高达数亿美元后，该校推出了“The aggressive cost-cutting program”。这项激进的成本削减计划旨在到 2026 年将持续开支削减约 2.5 亿美元。

咨询公司 Nous 被聘请来领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重组，但大学管理层因其对员工咨询的态度而受到批评。

该大学已开始削减员工人数，预计最多需要裁减 636 个工作岗位，但要实现雄心勃勃的节约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校长吉纳维芙·贝尔（Genevieve Bell）任职仅一年，但据透露她在英特尔有一份带薪兼职工作，任期至十一月，因此她已经面临辞职的压力。

国际学生

多年来，澳大利亚大学一直依赖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的收入，尤其是用于资助研究。这部分收入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自那以后，各大学一直致力于重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表示，大幅削减留学生人数的理由包括“政策环境不断变化”以及明年允许接收的国际学生数量的不确定性。

虽然政府限制每所大学国际学生人数的法案失败了，但它找到了另一种有效地做同样事情的方法。

一旦某所大学的招生人数达到上限的 80%，部门官员将被指示减缓学生签证处理速度，并优先考虑其他领域。

该政策受到了澳大利亚大学联合会的欢迎，认为该政策对地区性和远郊大学更有利，这些大学曾因之前的 107 号部长指令而受到处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所属的八校联盟认为该政策是一个“有缺陷的程序”。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教育实践与政策教授安德鲁诺顿表示，签证的其他变化对国际学生数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其中包括将申请费增加一倍以上，并要求证明拥有更强的财力。

他说：“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导致签证需求减少或签证拒签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围绕海外学生的持续不确定性应使大学在制定 2025 年预算时保持谨慎。

诺顿先生说：“教育机构要小心，不要现在做的事情会给他们以后带来麻烦。”

堪培拉的两家机构均表示收入未能跟上支出的增长。

堪培拉大学曾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 2027 年将学生人数增加到 15,600 人，部分计划是通过增加在线课程来实现。临时校长斯蒂芬·帕克（Stephen Parker）于 12 月 2 日突然离职，他对发现学校过度支出并错过了警告信号感到失望。

他说，该大学应该充分利用其规模小的优势，过去 10 年，该大学的学生人数一直徘徊在 12,000 人左右。尽管入学人数停滞不前，但近年来管理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在职员工总数也有所增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工作人员还被告知，尽管该校拥有约 18 亿澳元的流动资产，但仍入不敷出。

新冠疫情爆发后，该大学经历了裁员。2023 年雇用的员工数量超过了新冠疫情时期重组前 2020 年的记录数字。

诺顿先生说，应该研究如何让员工人数的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

“我们确实看到疫情过后员工数量大幅增加。至于具体是怎么发生的，还有待调查，因为很明显，他们的业务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增长的速度，而且他们都签署了相对慷慨的企业协议。”

诺顿先生表示，各所大学都感受到了财政压力，越来越多的大学报告出现赤字。那些没有裁员计划的大学正在实施招聘冻结。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耗尽了储备……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们预期情况会好转。但现在情况显然没有好转，他们不得不做出削减储备的艰难决定。”

随着该领域预算的大幅削减，这两个机构的治理受到了严格审查。

有人提出质疑，各大学理事会（职能类似于公司董事会的管理机构）怎么能让财务状况陷入这种境地。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带头呼吁，将责任直接归咎于高薪的大学管理层和宽容的理事会。

NTEU 全国主席 Alison Barnes 博士在 11 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会集会后发表讲话时表示，澳大利亚的公立大学正面临治理危机。

她说：“我们发现校长和大学管理层都不负责任，缺乏透明度，我们的一系列决定都严重打击了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履行核心职能的能力。”

NTEU 关于大学管理的报告发现，澳大利亚校长的平均工资是总理工资的两倍，2023 年有 306 名大学高管的工资高于其州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 13 名高管的工资高于安德鲁·巴尔 (Andrew Barr) 的 454,499 澳元薪水，而加州大学有 3 名高管的工资高于他。

报告发现，高薪与大学排名或财务表现之间没有关联。报告发现，该行业向顾问支付的薪酬总额为 7.34 亿美元，员工薪酬不足的问题十分普遍。

鉴于裁员，堪培拉大学理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戴维·斯特吉斯（David Sturgiss）已任职八年，于 11 月辞职。

当时，加州大学校长丽莎·保罗 (Lisa Paul) 表示“大学校董会完全承认其责任。”

“我要代表市议会，以个人名义承认，在裁员和重组的背景下，我们许多优秀的员工直接感受到了痛苦和伤害，所有人也都感受到了痛苦和伤害。”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贝尔教授表示，理事会命令她削减 2.5 亿美元的开支。校长朱莉·毕晓普在整个动荡时期都支持校长，当她暗示员工导致了效率低下时，引起了负面情绪。

诺顿先生表示，政府今后将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大学管理方式。

“实际上，我认为我们正在从一种高信任度的大学管理方式转向低信任度的方式，基本上政府会更详细地告诉大学他们应该做什么，并要求他们汇报以表明他们确实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合规成本，”他说。

从学生监察员到大学管理专家委员会，英国政府已表示将更加密切地关注 2025 年大学的管理方式，但不会增加资金。

由于堪培拉的两所大学都远未达到各自的节省目标，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的高等教育未来将又将经历艰难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