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公开谈论离婚的女作家，写下了跨越40年的初恋故事（组图）

有人问写作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孔枝泳回答说：痛苦、孤独和读书，这三种。

记者｜孙若茜

孔枝泳今年61岁，在最近一部小说《远海》里，她写了一个关于初恋的故事：时隔40年，年过60岁的女主人公李美好在纽约和约翰重逢，作家安排他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恐龙骨架前见面——庞然大物身后是无法想象的1亿5600万年，使他们无法跨越的40年相形之下似乎不过尘埃。但宏大历史观与个体具体的感受并不一定吻合，对于两个人来说，40年的时间终究无比沉重，因为他们的分别并非由相处的罅隙或情感的背叛导致，而是发生在“光州事件”之后，历史事件推动下的家庭变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高三时，孔枝泳亲历了“光州事件”，接踵而至的韩国社会的巨变贯穿了她的人生。《远海》正是一部半自传式的小说，“40年”被铺陈在两个主人公相逢的一天时间之下，个体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怎样无奈地操纵，她娓娓道来。

孔枝泳曾被媒体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因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熔炉》详细揭露了光州一所聋哑学校中管理者对学生们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性侵事件，推动并改写了韩国的法律。而韩国文学研究者、译者薛舟认为，即便没有《熔炉》，孔枝泳在韩国文坛中也是一位特别的作家，她笔下多现代城市女性的形象，人物往往与她本人一样特立独行，深陷困境但并非满腹牢骚，而是通过探索个人成长实现独立。

韩国作家孔枝泳（TPG/alamy 供图)

相比之下，《远海》并不像她过往的作品那样对现实进行直白的拷问，主人公也不再是“圣女贞德那样的女战士”，孔枝泳找到了另一种令人感到恬静的叙述节奏，她说，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她“人生的力量被削弱了一些”，笔下的这个老年女性过去可能是勇敢的，但现在她沉默安静，和她自己很像。在《远海》的后记中，她写道：“整个冬天，我都在孤独中缓缓写作。更多日子，我踱来踱去，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比精神更快衰老的肉体妨碍了我，我的工作变得缓慢而艰难。可是，我会一直写下去，只要上帝允许我写，直到死亡。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这样想。”

三联生活周刊：《远海》这本书和你此前的作品有些不同，尤其是女主人公的形象带给人的感觉，似乎没有以往那么的勇敢、激进。

孔枝泳：这本书的确可能给读者带来一些不同的阅读感受。过去我笔下的女主人公，韩国读者常会由她们联想到圣女贞德那样的女战士形象，而这次，《远海》是一个关于时代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我想塑造一个有所不同的形象。或许可以说，我随着年龄增长，人生的力量似乎被削弱了一些吧，所以想尝试写一个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能说书中的主人公李美好就和之前所写的形象有非常大的区别。毕竟她已经60岁了，不再是什么要去斗争的年纪了，更多的时间陷入在回忆往昔里，就像一个人会有很多面，有的是明朗的，有的是用力的，有的勇敢，有的沉默，李美好就像一个人的其中一面——一个老年女性的过去可能是勇敢的，但现在她沉默安静。她的形象和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尤其当情节闪回到过去的40年当中时，熟悉你的读者能读出其中自传性的色彩，小说中有多少是来自现实的呢？

孔枝泳：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基于我到迈阿密和纽约旅行时的真实经历——我见到了已经40年没见的朋友，那位朋友约我去博物馆，我们两个人就真的在那里相见了，之后我们还去了“9·11”纪念馆，后来我就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本小说。

至于书中有多少来自现实，我恐怕不能说得特别详细，比如父亲的死就是虚构的，小说中父亲的角色，我是基于身边一位真实人物的故事写的，但并不是我的父亲。另外，我也没有像主人公那样去德国留学，只是曾在德国生活过大约一年。而书中其他部分基本都是实际发生过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刚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的力量似乎被削弱了一些”是指什么？

孔枝泳：在人生中，能学会放松下来，放下力量，那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们学习游泳时，一旦身体放松，反而会游得更好。我是基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换句话说，你是找到了一种更好的人生状态，这种变化是来自于年龄的增长吗？

孔枝泳：确实是变得更好了。现在能更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同时也能更深刻地认可事物的本质。举个例子，当我们看花样滑冰的时候，选手们的动作总是显得非常流畅优雅，但想想他们在刚开始练习时，起初该有多僵硬啊。而灵活其实是一种境界，虽然还不能说我已经完全达到了，但每天都在努力向那个方向前进。不过我觉得这和年龄无关。要想达到更好的状态，需要不断地观察自己、洞察自己、反思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努力。随后，或许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一种成熟的品格吧。

三联生活周刊：对我来说，《远海》的时间线索很有意思，看起来故事讲的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情，但“40年”的这个时间概念总是反复地被强调，40年既是两个主人公分别的时间，也是一段深沉的历史背景，能不能说说这个数字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孔枝泳：我在20岁到50岁之间经历了韩国社会的巨变，如果要展开来说那基本就等于在讲述韩国的近代史了。高三的时候我经历了“光州事件”，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目睹了坦克在街上飞驰，见到了持枪的军人进入家中。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我的很多朋友为了战斗进了监狱。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苏联解体，在此之后，为了在韩国建立民主的社会，我参与了20年的战斗，接着又为了争取女性的权益继续战斗，历史的变迁和其中的社会事件贯穿在我整个人生当中，我又把人生投入到了作品里面。回溯40年，其实甚至都不需要花费4年的时间。人生就是这样，即使是过去某一天发生了不同的事情，也可能让整个人生轨迹发生改变。我想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为什么会写下《我们的幸福时光》那样一个关于死刑犯的故事，在故事中死刑犯和一个想要自杀的女人之间达成了相互理解。

孔枝泳：1997年12月，韩国对23名罪犯执行死刑，从那以后韩国再没有死刑这件事了。我是坐在出租车上听到这则新闻的，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写下了这个故事。我在想，死刑犯一开始就是坏人吗？封建社会似乎并没有很多的杀人事件，挪威、瑞士，到现在也没有很多杀人事件，但是当一个社会经历巨变的时候，贫困、不稳定会让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死刑犯与女主人公之间相互理解的关系⋯⋯韩国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自杀，想要就此来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们的幸福时光》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过写作《熔炉》同样因为被新闻报道击中，立即放下了手头的事情投入到了那起案件之中，前往光州与受害者和人权组织者们见面。这样捕捉信息，获取写作的素材，是你那段时间的写作习惯吗？那段时间，你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孔枝泳：我最关注的是人权。通常我会去现场取材，同时也会读几乎所有相关的文献，比如为了写《我们的幸福时光》，我读了200多本书，只有读足够多的书才能够对这件事有所了解。那时候，我每周都跟着天主教的奉献团队去监狱，和所有人一起做弥撒，一起吃饭，完完整整地过上一天，在现场用自己的五感去捕捉所能感受到的一切。现在我也还是会去那里，只不过频率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写《熔炉》的时候，在去聋哑学校之前，我也读了几乎所有和事件相关的报道，尽可能详细地获取了其中的情况，如果直接去，我会觉得太冒犯、太失礼了。可真的到了聋哑学校，我也没有办法向孩子们直接发问：你经历的性暴力是怎样的过程？你有什么感受？不能这么问。所以我一开始只是先和那里的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吃零食，这样一起度过了三个月。突然有一天，一个15岁的男孩说出了当时的事情——当然不是用嘴说，而是用手语。我为了能和他们沟通，也特意去学了一些手语。接着，其他孩子也跟着讲述了当时的情况，给我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细节。这样，我才比较完整地知道了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

《熔炉》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在写作《熔炉》的时候，你对于通过文学推动甚至扭转这一事件的结局是抱有期待的吗？

孔枝泳：没有任何期待，因为没有先例，最后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也非常惊讶。我当时做这件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被掩盖的真实事件能够公之于众。我觉得人经历不好的事情也许并不致死，被误会、被委屈才会死。

三联生活周刊：在通过小说的形式还原事件的时候，除了保证真实，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能不能就此谈谈你对真实的理解。

孔枝泳：就整体的创作生涯而言，我不认为真实和文学创作之间是相互分开的，它们是一体的。关于“真实”的问题，以《熔炉》举例：作品中写了两个加害者，但是在真实的事件中，加害者非常多，至少超过40个人，甚至可能超百人。但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包含在作品里面，我的写作是为了让大家能更聚焦这个事件的本质，所以就此进行了一些文学上的加工，把加害者缩小到两人，让他们看起来更加立体。但这并不是真实本身。

《熔炉》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从时间上看，在你提到的民主运动的初期，也是你初为人母的阶段，我想知道，在你为“人权”战斗的那段时间，怎么平衡生活的状态？

孔枝泳：那个时候孩子还很小，所以我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但是要给孩子喂饭、要赚钱、要养家——那大概是20年前，在写《我们的幸福时光》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想去死。当时死刑犯的事情进入我的视野，让我迫切地思考生命的意义，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的，包括小说中想自杀的女性角色，我都有非常强烈的情感代入。为了有时间创作，当时我雇了一个中国的育儿嫂，在她的帮助之下我才有了一些时间。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当然包含作家的责任和自觉，但我并不觉得我是在为别人创作，我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刚好想要进行那样的创作。

三联生活周刊：在创作的过程中，你体会过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因性别而受到的某种限制或阻碍吗？

孔枝泳：在创作的过程里，我没有受到过太大的挑战。但是《熔炉》出版之后，媒体对女性作家抱有的偏见让我感到非常的辛苦。比如他们总是会毫无上下文地反复提及我的离婚经历之类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在韩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离婚是完全不被接受的事吗？

孔枝泳：当我第一次离婚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人会公开谈论这些事情。我是第一个公开谈论自己离婚的人。当我首次透露自己经历了三次离婚时，整个韩国社会都为之震惊，我也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当时这件事登上了韩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头版。

更有趣的是，一个月后有一个面向女大学生的调查，评选她们“最想成为的人物”。第一名是当时最有名的女演员，第二名是当时最著名的新闻主播，而第三名是我。这让我既震惊又意外。而在过去的15年间，韩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因为《熔炉》最初是以连载的方式刊发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你还收到过很大的人身威胁。

孔枝泳：让我小心夜路之类。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有7年时间中断了写作，和这些遭遇有关吗？

孔枝泳：那是在写作《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之后，在《我们的幸福时光》之前，那时候我还不到35岁，几乎是一夜成名，我感觉自己就像灰姑娘一样。那本书是关于离婚女性的故事，引起了很强烈的讨论，很多人会把舆论指向我自身的经历，说我离了三次婚，私生活一定非常混乱之类，很多人会写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东西，我花了很多诉讼费去告那些散布不实信息的人。那段时期，我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去心理科进行治疗，那时候我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所以就中断了写作。其实之后我也一直都会收到黑评，比如在《我们的幸福时光》之后也有人说：你怎么会同情那些死刑犯？如果他们杀的是你的家人呢？

《我们的幸福时光》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女性写作者，你会感到自己的表达有什么优于男性之处吗？

孔枝泳：如果说有一些优势，那就是读者中女性更多，因此能获得更多的理解吧。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你在写作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还会通过写作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吗？

孔枝泳：我现在想要写的是一部政治小说，一个在当下非常普遍的故事，因此在了解政治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关心。但是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