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裔移民二代:华人身份曾让我尴尬,但现在想让孩子学好中文(组图)
华裔作家Monica Tan在《卫报》上发表题为《我的“中式英语”带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澳洲口音——但我决心将它传给孩子》的文章。
Monica Tan表示,作为第二代移民,自己的中文就像是一门失去活力的语言。然而,在教授孩子语言的过程中,传承的远不止是语法和词汇,它更像是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全文如下:
我7个月大的女儿躺在她的游戏毯上,小手抓着小脚,完美地展示了“快乐婴儿”瑜伽姿势,我想用中文告诉她这件事。
“Zhè shì kuài lè yīng ér(这是快乐婴儿)”但我话说到一半就卡住了。糟糕,“瑜伽”的普通话怎么说?
女儿用她红扑扑的小脸和刚冒出的牙齿期待地看着我。我叹了口气,最后还是用英语补上了。
这就是我教给她的拼凑版中文:中文里夹杂着英语名词,外加令人尴尬的澳洲口音。当我给她读中文幼儿读物时,发现书中的很多词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像是盲人教盲人。
讽刺的是,我现在教女儿的普通话,是一种我20岁时才在北京学习的语言。考虑到我曾经极力否认自己的华人血统,这无疑让这一切显得更加矛盾。
作为八九十年代在澳洲长大的孩子,我曾在公共场合尽量大声地说着带有浓重澳洲口音的英语,以免被误认为是“那些中国人”。
那个时候,远离我的文化根源似乎更安全。毕竟直到1973年,我父亲才首次从马来西亚飞来悉尼,而澳洲那时才彻底放弃了“白澳政策”,转而走向多元文化。
我的父亲明白,要融入澳洲,就要接受当地的规范。在廉价航空让回马来西亚变得便捷之前,他认为自己是买了张单程票。
他和我母亲一起努力工作,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提供最好的机会,并送我们去精英私立学校。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似乎完美体现“澳洲理想”的同龄人:高大、活泼、来自乡村的寄宿生。
那时的我并没意识到,我自己的故事——移民父母为孩子的未来牺牲自我——正在无形中成为澳洲逐渐演化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图片来源:《卫报》)
父母曾努力将我培养成双语使用者,我10岁左右就要在周末补习中文。如果说在更广阔的澳洲社会中,身为华人让我感到尴尬,那么在这些课堂上则恰恰相反。说中文家庭长大的小朋友总是表现地更优秀,我感觉永远没法追上他们,于是这些课很快便被抛诸脑后。
而在2025年,多元文化已从政府政策转变为国家的骄傲来源:最近的Scanlon Institute调查显示,85%的人认为多元文化对国家有益,多语言能力被视为个人和职业的优势。
在全球化市场中,多语言能力可以创造更多的海外工作机会。研究表明,这种能力还有助于提高记忆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灵活性,同时还能延缓痴呆的发生。
我是新一代的澳洲父母,认识到了将语言技能传授给孩子很有价值。但关键是,我们究竟传承了什么?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第二代移民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当我谈及补习中文的“痛苦”经历时,一位朋友哈哈大笑——她也有过类似经历,只不过地点改成了旁遮普语学校。和我一样,她也打算让自己的孩子学会使用双语。
“然后呢?”我反问道。“要让我们的孩子经历同样的事情吗?”
我曾幻想过,我的女儿有一群说着流利中文的朋友,那些孩子的父母可能是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相比之下,我那不幸的孩子只能说独特的“混杂普通话”。
“当然,”我的朋友回答道。
当然!作为父母,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尽管我不像父母那样精通中文,但我拥有他们没有的资源:双语幼儿园、语言应用程序以及Zoom课程。
尽管很多基础设施依然是社区驱动,且由于经费不足多集中于城市,但西悉尼大学的“Little Multilingual Minds”等项目仍在努力支持多语言教育。
2023年,联邦政府宣布投入1500万澳元用于支持儿童学习非英语语言。
(图片来源:网络)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假装拥有中国文化身份。我中文说的很慢、磕绊且不熟练。对于女儿来说,这样的教学材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是否真的重要呢?
有同事告诉我,在她家里,葡萄牙语的痕迹在父亲移民澳洲后逐渐淡去。幸存的几个词中就包括了“chucha”,一个对安抚奶嘴的昵称。
当她的女儿开始使用安抚奶嘴时,她本能地用了“chucha”。对她而言,这个词不仅实用,还连接着她那几乎不会说的语言和未完全认同的文化身份。
“这是一种对循环本质的尊重,婴儿出生,使用chucha。有些事情从未改变,对吧?或许,这也是她对父亲的一种告白:爸爸你看到了吗?她在说葡萄牙语。”
语言不仅仅是语法和词汇,它是时间的桥梁。即使在破碎和混乱中,它也将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的人连接在一起。
有一天,我希望我的女儿能把我们不太纯正的中文传给她的孩子。那一刻,她传承地不仅仅只是语言,还有那些充满希望的故事和背后的牺牲,这就是我们家庭的故事。
*Monica Tan是《Stranger Country》的作者,该书曾获2020年北领地书籍奖最佳非虚构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