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黑死病”催动欧元区变革

2012-06-15 来源：和讯外汇原文链接评论0条

700年前，一场巨大的瘟疫横扫欧洲，全欧洲死亡人数估计达2000万人。这场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瘟疫就是黑死病。对于欧洲黑死病是灾难，同时也是契机与动力。它打破了社会旧秩序，推动了西欧农奴制的解体、卫生革命开展与科技的进步。现在，欧洲正在面临一场同样巨大的经济瘟疫，全欧洲失业人口超过10%。这场导致大量人口失业的瘟疫就是欧债危机。然而，对面主权债务危机这场“黑死病”，欧洲将如何安然度过，其能否再度带给欧洲巨大的变革，还是未知。

　　政府失职、过度举债、制度缺陷等问题的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在欧元区17国中，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等五个国家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冰岛银行体系迅速瓦解，三大银行全部破产，欠下的债务总额高达GDP的9倍。冰岛主权债务问题浮出水面，其后是中东欧国家，但由于救助及时未酿成较大的国际金融动荡。然而，欧洲还是无法躲过主权债务危机的侵袭。2009年10月，希腊真正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这场危机不像美国次贷危机那样一开始就来势汹汹，但在其缓慢的进展过程中，随着产生危机国家的增多与问题的不断浮现，加之评级机构不时的评级下调行为，使欧洲债务危机成为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重要事件。

　　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随即引发市场恐慌。同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推波助澜纷纷下调了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投资者在抛售希腊国债的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至此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2010年11月21日，爱尔兰政府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成为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二个欧元区成员国；2011年4月6日，葡萄牙政府表示申请接受欧元拯救基金，使该国成为希腊和爱尔兰之后需要财政救援的第三个欧元区成员国。2012年6月9日，西班牙政府就其银行重组向欧盟提出金融援助，宣告西班牙成为了欧债危机以来最大受助国。“欧猪五国”已经倒下四个，唯有意大利尚未求援，然而意大利的情况似乎更为不妙。意大利总债务额是西班牙的两倍以上，而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经合组织预计意大利经济今年萎缩1.7%。另外，意大利银行业的坏账额高达1800亿欧元。除此之外，塞浦路斯政府正在紧急寻求１８亿欧元资金，为受希腊债务影响的塞第二大银行大众银行进行注资。如果6月底前无法完成对大众银行的注资，塞政府将不得不申请欧盟救助。

欧元区债务状况比较

　　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就欧盟而言，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中渐渐失去了市场，非高科技产品处于价格劣势，市场不断被挤压。由于科技水平很难短期内提升，而币值又要保持稳定，不能以高科技产品占领市场的国家就无法享受贬值带来的益处。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使经济缺乏“生产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各国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即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以冰岛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冰岛就效仿英美等国的金融体系，制定了高利率和低管制的开放金融政策，导致国内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急剧膨胀，一旦信贷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高额负债形成支付危机必然引起金融系统的崩溃。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本次危机中也有所显现。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欧元是超主权货币，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一切货币政策由统一的央行制定，因此各国对自己的利率没有自主权，因而对汇率没有调控能力，而国家债务很大程度是通过本身的通货膨胀和汇率下调来实现无形削减债务压力。

　　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欧盟的起源，其一开始为贸易联盟，欧元诞生后为货币联盟，终极目标为一体化联盟。但在欧元区，德国奥地利贸易顺差一枝独秀，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希腊、葡萄牙贸易逆差甚巨，政府入不敷出。在欧元诞生之前，逆差多的国家，可以适当本币贬值，以增加贸易出口，减少逆差。而如今欧元区币种一统，就造成穷者越来越穷，无法通过货币价值去调节逆差。

　　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僵硬的欧元区制度，仅以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欧洲各国的差异化国情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财政政策与僵硬的货币政策存在矛盾，而其他方面的政策协调性缺乏磨合与一致性，监管也不够严格。

　　欧元区拥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未能统一财政政策，这是欧元区问世时的先天不足。在欧元区这样一个实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松散货币联盟里拥有十余种不同的财政政策，这也使得爱尔兰和希腊等成为了木桶的“短板”。

　　在欧债危机之前，欧洲央行不合时宜的政策被认为是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在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7月，欧洲央行不顾欧元区经济的脆弱性，将基准利率由4%提高到4.25%，使一些国家原本就不堪重负的财政和房地产行业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房地产业的大面积坏账又势必波及金融业。另外，欧洲央行大量持有各成员国国债。对陷入危机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个小型经济体，欧洲央行持有的国债金额分别为470亿欧元、190亿欧元和210亿欧元。因此，成员国的偿债能力与央行自身亦息息相关。

　　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欧元区和欧盟的失业率分别上升到11%和10.3%，分别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和0.8个百分点。欧盟4月的失业总人数高达2466.7万人，同比增加了193.2万人。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深陷债务危机泥沼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失业率已突破20%，其中西班牙的失业率最高，为24.3%，希腊为21.7%。青年失业问题则更为严重。4月，欧盟和欧元区青年失业率则分别由去年同期的20.9%和20.4%上升到22.4%和22.2%。在欧盟成员国中，4月希腊的青年失业率最高，达到52.7%，西班牙为51.5%。

　　欧元区失业率屡创新高，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经济衰退和实施大规模财政紧缩政策所致。高福利制度也是欧盟失业率多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为高税收挫伤了企业的用工积极性，同时高福利也降低了就业的必要性。高失业率对个人和国家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职业人口是福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则意味着领救济金的人多，消费能力减弱，高税收社会无以为系，长期下去欧洲国家稳固的福利体系会受到冲击。

　　西班牙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独具特色。西班牙的雇佣合同分成长期合同和临时合同，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签订长期合同，三分之一就业人口签订临时合同。长期合同灵活性较差，雇主解聘这类雇员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出于对劳务纠纷费用的担心，在西班牙雇人难解聘也难。与长期合同相比，临时合同条款粗疏，被雇佣者处于不利地位，年轻人、妇女和移民成为这种合同的主要对象。合同到期，雇主就可以结束雇佣关系，即使在合同期内解聘，赔偿标准比起长期合同也要低得多。

　　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目前的就业情况是，中年人有稳定的工作和福利，开除他们需要巨额赔偿，他们也受到法律很好的保护；而年轻人则只能从事毫无保障又低薪的临时工。这种双轨制的劳动力市场合同造成了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低收入子女不得不成年后还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据统计，25岁到35岁的西班牙青年人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和父母一同生活。

　　对欧盟青年人来说，欧盟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是造成他们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欧盟的高新产业发展落后于美国、日本，尤其是IT行业这个可以为青年人创造巨大就业机会的领域，欧盟发展较为缓慢。占经济比重较高的传统高端制造业，如德国的汽车制造和瑞士的钟表制造，则或是因为培训成本太高，企业不愿意招没有经验的青年人，或是遭到经济衰退的打击，企业大量破产，生存下来的也大幅裁员。

　　另外，欧盟“劳动流动性陷阱”造成欧盟青年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在看似人员可以自由流动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往往被语言、文化、宗教、社保系统以及政府、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割裂开来，青年人无法到他国谋职，只能在本国待业。再者，欧盟成员国税收、福利过高导致劳动力成本过高，再加上部分国家上调退休年龄，有老员工在，企业自然不再招收青年新员工。

　　欧盟解决高失业率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推动经济增长，在有潜力的产业扩大投资，加强研发力度，提高经济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南欧重债国家在高福利“制度陷阱”里不停地打转，如不进行深刻的福利制度改革，难以解决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根本问题。

　　数十年来，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然而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质疑。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一些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从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数十年发展演变与目前遭遇的困境不难发现，这一制度带来了经济低迷、赤字高涨、税收下降等一系列弊端，过高的、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导致经济衰退。

　　事实上，欧洲多国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特别是退休金制度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都遭遇了变革。但大多数变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公众持续抗议，政府改革阻力很大。当前欧盟推动的各种救助机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大多只能缓解或拖延危机，难以标本兼治。长远来看，欧洲各国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和鼓励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改革。

　　在亟需救助的希腊政府被迫通过多项财政紧缩政策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政府也纷纷采取公务员减薪裁员、养老金冻结等手段紧缩财政，减少赤字，结果遭到民众和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各种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欧洲社会到处弥漫着不满情绪。欧洲社会福利体系早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就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欧洲的公共投资缺乏合理长远的规划，而财政紧缩仅仅是单一弥补性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下这场危机也许可以为改革提供有利契机。

　　面对当前经济停滞和债务危机的双重压力，欧洲社会的高福利不愿向财政平衡妥协，财政赤字又难以维持高福利，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互为因果。在此情况下，要实现社会大变革实属不易，但这又是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经过债务危机的洗礼，欧元区必定在制度建设、规则制定、政策实施等方面更加谨慎、严格与完善。此前，欧洲央行由于无法针对区域内特定国家的情况制定政策，在针对遏制通胀与保证经济增长等目标制定政策时，显得僵化而滞后。相信在本次危机过后，以欧洲央行为代表的核心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会进行较为深刻的自省，这将有利于整个欧元区的长远健康发展。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走向对称化应该是必然趋势，欧元先期的运作已经在宏观层面上为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走向统一提供了基础。由货币统一渐变到财政政策统一，再到政治一体化，应该是欧元区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债务危机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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