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踏尽公卿骨：士族门阀与大唐王朝的一并终结

洛阳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外貌

统治集团的整体性肉体消灭是所谓“士族门阀”走向彻底衰亡的关键原因之一，私以为也是大唐帝国最终覆灭的“致命性”因素之一，从这个视角来切入唐朝的灭亡，或许是一个比较值得一观的视角。

谭凯（NicolasTackett）先生在其“近著”《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里对“门阀大族”的整体消亡做过一个非常数据化的分析，并通过黄巢之乱前后的数据对比，对黄巢之乱的影响有所深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来看看。

从黄巢之乱到朱温篡唐，二三十年间的两京动乱，将中古社会积攒下来的绝大多数曾经的门阀大族、中晚唐的京官世家全数一网打尽，被黄巢、朱温等人直接肉体消灭或受到战乱波及而间接消灭的两京大族，或许是朱温以降再无门阀士族的根本原因。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河阴之变之于洛阳、侯景之乱之于建康，不也造成了京师世家大族的肉体消灭么？怎么河阴之变、侯景之乱就无法终结门阀大族的社会现象级存在了？

关于这一点，谭凯先生也在书中有所分析，原因就在于：从唐前期到唐中后期，随着唐帝国中央集权的常态化（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深度化（相对于汉魏），绝大多数想要维持其门第的大族都将常居地与祖坟地，从郡县迁移到了长安、洛阳以及两京走廊，大族基本上只有通过世代京官，通过维持其家族的两京交际圈，才能维持其家族门第。所以，我们能看到如下现象：两京地价陡增，两京与两京走廊也成为盛、中、晚唐时期绝大多数见诸史册之人的出生地、成长地、仕宦中心、墓葬所在。

河阴之变与侯景之乱所处的公元6世纪上半叶，正是南朝、北朝各自发展到极致的时期，虽然中央集权在北魏孝文帝、南梁武帝的推动下有所加强，但地方势力仍旧是绝大多数门阀大族悉心维护的根基。

汉魏洛阳城之北魏阊阖门遗址

具言之，南梁诸王身边所攀附的士人、梁陈之际动乱中出现的各路土豪、北魏5世纪下半叶所面对的各路反抗者、从六镇起义到两魏周齐时期所展现出的各路地方豪族，都是地方大姓仍旧盘踞地方并以地方为根基的表现。谢灵运的那些分布在今日浙江北部的别业田园、尔朱荣家族世代经营牧业的秀容川都是地方豪族依托地方便能掌握一定权势的表现。所谓东晋门阀政治、北魏孝文帝门阀化改革，则是被这种社会现象所决定的顶层设计。

质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的理想模式，往往一方面在京城维持其交际圈、一方面深耕其在地方保留的大规模产业，京、地两头抓，正是当时之门阀大族能够势大的一个根本政治经济原因，在京城混得不好，大不了可以退据地方，像桓氏家族那般割据荆州也能做大，便是这种类型的极品了。

经过部分滥觞于北魏，全面落实于魏周、隋、初唐的府兵、均田、租庸调三制整合，地方割据性逐渐被制度化否定，从隋唐之际的动乱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各路流官、流民据地起兵的现象，如关陇人杨玄感、李渊、李密、王世充等人，分别在洛阳、晋阳等地先后起兵，河东人薛举割据陇西，河北人刘武周割据晋北，并且上述诸位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隋末乱局。至于河北人割据河北的窦建德完全就是个农民，根本不是河北地方大族，至于萧铣最初也不过是董景珍、张绣等低阶军官拥戴的类似于秦末楚怀王一般的人物，所依凭的只是其名望，并非其家族的地方势力。

唐代虽然依旧存在门阀大族，但此时的门阀大族已经是一种逐渐以在京家庭为核心的门阀大族了，绝不存在“在朝失意”便“保据郡县”的情形，一旦一个京官“在朝失意”甚至被“贬逐偏僻”，至少这个京官所在的家庭会有就此中道衰落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唐代社会的核心家庭要比魏晋南北朝更加发达、独立，很多曾经的门阀大族，决然不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数以千人聚族而居、割据坞堡、横行郡县的规模。在皇权较强的初盛唐，甚至皇权较弱的中晚唐，核心家庭与所在大姓大族之间的依附关系，远远不如核心家庭与官僚体制、两京交际之间的依附关系更加密切。

笔者与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

易言之，在唐朝，一个士大夫阶层核心家庭中的父家长是否能够出人头地，虽然出身门阀大族依然存在一定优势，但仕宦经历、诗文天赋、皇帝赏识、在京交际才是决定这个核心家庭父家长能否一生通达的主要因素。那么，对于一个唐代士大夫家庭而言，越是定居在两京附近，显然就会越有好处，无论子孙是通过荫庇、征辟、科举哪个渠道，在京总比在地强。

越来越多的门阀大族家庭盘踞在两京及两京走廊，一旦出现一个波及两京且持续时间长、造乱者不与士大夫合作的情形，那么门阀大族自然会被一网打尽。从黄巢到朱温的二三十年持续动乱，是远超安史之乱、泾原兵变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便在于，安史乱军、朱泚乱军都是与士大夫合作的政权，黄巢却不是，或者说黄巢及其手下根本就摸不清怎么组织一个政权，当黄巢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组织政权并与旧有在京门阀大族达成妥协与合作的时候，黄巢所部的劫掠属性失控了，黄巢所部（劫掠需求高涨）与两京士大夫家庭（保据生命财产安全需求高涨）彻底决裂，自然引发了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