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咋还赖着不走？为此我党采取啥行动逼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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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天，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一个行动，这一行动使美国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1、美国人何以不愿离开？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向驻北平的各国领事馆发送了毛泽东的公告，并请他们将该公告转交给各自的政府。公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定都北平，并恢复它原来的名称——北京。

最使各国驻北京的机构及各国政府感兴趣的是声明的最后一段：

(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在给各国领事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公告中的观点，即“愿意”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他说：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略去了毛泽东的公告中“任何外国政府”一词前面的限定语。这些限定语来自毛泽东的公告发表三天前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第五十六条，而这个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但是，即使毛泽东的公告中所用的术语也仍未完全阐明“共同纲领”中有关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所需的各项条件。根据该纲领的第五十六条，外国政府还必须“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

这一附加条件是外国与新的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关键，至于是否持“友好态度”，只能由北京单方面来判定。只要中央人民政府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党国家做出了这种决定，这些国家就应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资格审查。

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北京与莫斯科几乎是闪电般地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向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而对于美国来说，在1949年10月1日对中共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与当年1月时的态度完全一致。尽管华盛顿决定减少其驻共产党占领地区的领事官员，并关闭最终会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地区的所有领事馆。

但是，美国的政策依然是在共产党控制地区保持其官方代表的存在。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美国官方人员数量是其在国民党控制地区的五倍；1949年年底，美国官方在国民党控制地区的机构只剩下台北一个工作点，相比之下，在共产党地区却有四个工作点。"由此可见，美国已表明了其官方机构留驻中国的意图并准备继续与中共当局打交道。

同样，虽然美国对与中共控制地区的贸易比前一年的态度更谨慎，但绝不是反对这种贸易。新中国特别热心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在4月底5月初，中国外交部曾向驻北平的美国总领事馆询问此事，总领事把这个消息报告到国务院，随即由陆军部转告了驻日本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5月27日，国务院让驻北平总领事通报中国外交部：

麦克阿瑟愿意考虑具体事宜。总领事还被授权向麦克阿瑟转达具体贸易建议。与日本贸易的具体建议来自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私营企业，但贸易往来包括共产党官方机构提供的产品。

例如，8月中旬，驻北平的美国总领事报告，三洋公司可提供帮助，使大豆、花生、粗盐、羊毛和驼绒、菱镁矿、滑石、焦化煤以及生铁等货物从营口或天津向日本出口。三洋公司提出用出口换来的款项购买日本货物。9月8日，美国总领事馆向国务院报告：总司令询问“能否提供焦化煤”，并要求三洋公司给予答复。

9月19日，国务院建议总领事，劝三洋公司就此事直接与国务院驻东京的代表举行进一步的谈判。在这种谈判的基础上，中共控制的地区与被占领的日本之间开展了贸易往来，并且，这种贸易往来在当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有国民党的封锁和美国的贸易控制政策，美国仍旧与中共控制地区有贸易往来。美国商界仍坚守在中国，虽然规模不如从前，至于传教士就更不用说了，其大批人员仍未离开中国。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与英国一样，仍在中国保持着立足点；但与英国人不同的是，美国人不愿为赖在中国而不惜任何代价。

2、打破“传统”请美国人离开

当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在七日之内，那些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下获得的建有兵营的土地将被收回。当天夜里，在美、英、法、荷领事馆的墙上都贴上了登载这个声明的大字布告。次日晨，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被揭下来，但另外三个国家的地产却被正式征收，出于这个原因，美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走了全部官方人员。

从表面来看，中国方面只是征用了美国政府驻北京领事馆的地产，但这一举动还包含更严重的问题，即是否尊重以前的政府所达成的协议以及是否尊重西方多年来形成的一般国际惯例。征用行动表明，中共对此是不屑一顾的。

就后来一点来说，传统的做法是：

不论当事国之间是否在国家层面上有外交关系，他们各自在对方国家的领事馆都可以在地方级别上照旧行使其职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党当然不会承认这一传统，我党将外国领事和外交官视为普通外侨，这不仅制造了与西方大国的摩擦，还堵上了与西方驻中国代表的联系渠道，以至于当问题出现时，不可能进行正常谈判。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清扫房子再请客”。

在奉行不把外国领事视为官方人员的政策的同时，我中央政府还拒绝将领事馆地产视为外国政府的官方资产。甚至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政策的端倪就已显现出来。

当时，地方的人民政府就试图对外国政府在天津和北平的领事馆房产征税，就好像这些房产是私人财产。

美国的立场是，根据国际法，一个主权国家的房产不应被另一个国家课税，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相互承认。因此，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所有并为其所用的房产是不需要缴税的。由于美国国务院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外交资产而非领事馆房产。

所以它表示：

“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或许有必要按要求纳税；但是应提出抗议，而且“缴纳这种税还须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明确同意”。

9月14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交付了美国政府在当地所有的领事馆房产的税款，此举发生在我地方政府拒绝美国的免税要求和英法领事已缴付了这类税款之后。

在报告这一事件时，总领事提醒国务院：

正如“八个月来所表明的那样”，“新中国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只要没建交就不会承认领事馆的职权，领事官员和房产也不能享受官方待遇"。

在处理外国政府的房产方面发生的问题，也表现在我地方政府颁布的外国房产登记法上。在天津，当地的土地局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领事馆对它们提交的登记申请表做出某些修改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认为土地局执意要加“伪”字是一种专横霸道的典型表现，地方下属机关竟被允许用这种态度来处理一般涉及外国人特别是领事馆事务的问题，为此他大为光火。

3、周恩来：美国人必须交出驻北京“兵营”

在这个声明发布的第二天，美国总领事收到了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征用领事馆地产的声明，同时要求柯乐博派一位有权的代表移交正义路二十二号的“前美国兵营”。

柯乐博收到信后，给国务院去电请求指示。1月9日，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柯乐博致函周恩来，告诉他正义路二十二号的地产是美国根据1901年9月7日由中国与十一个国家在北京共同签署的《辛丑条约》而获得的，1943年的中美新约对此再次予以确认，同时美国放弃治外法权。”

柯乐博还告诉周恩来，所谓的“兵营”早已改造成了美国总领事的办公楼。

柯乐博在致周恩来的信的结尾处申明，美国政府希望不要采取“剥夺美国政府所有权的举动”。

第二天，柯乐博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1月13日，一封给聂荣臻将军的信也跟着发出。他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强调，军管会要征用的地产是美国政府用来办理官方事务的，“是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地产"。

他还声明，他既没有得到授权也没得到指示要移交这一地产，如果被征收“中央人民政府应负全部的责任，美国政府会对此提出正式抗议”。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向周恩来或者他可能接触到的其他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转达一个口信——美国政府认为，既然英国已经承认中央人民政府，按说应比美国更容易接近中国官员——口信的内容是，美国政府不反对将美国领事署院以西之斜坡地的地产及其上美国政府所拥有的建筑移交有关当局。但是，如果中共征用领事馆的任何地产，美国政府将视此举为对美国权利的侵犯，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有驻新中国的官方机构并撤回其官方代表。”

尽管英国外交部有某些疑虑，贝文仍然于1月12日电告英国驻南京使馆，指示高来含总领事(他已从沈阳调往北京)“尽可能”“在1月13日前后尽快”向周恩来将军转达美国的口信。贝文认为，对关系到美国、法国、荷兰政府的麻烦，英国政府不应置身事外，“尤其因为此举是共产党藐视中国的条约义务的第一个公开企图”(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意识到迪化市政府已于12月29日收回了美国驻该市的领事馆)。他认为，“根据他们对西方大国的一般态度”，似乎“他们会进而试图征用其余的大使馆地产”。

但是，贝文又不愿过多地和美国的口信以及口信中“强硬的语气”搅在一起。他强调说，高来含总领事“应表明，在此事中，他仅仅是传话而已，并且要以他认为是恰当的方式让对方确信，虽然我们也怀有相同的忧虑，但我们绝对没有参与口信的起草。在传递美国的口信后，高来含应说：我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我相信，就使馆地产而言，地方当局不会无视各国所享有的条约权利”。

贝文给高来含的指示必须经过英国驻南京大使馆转达，可是到高来含接到指示的时候，征用领事馆地产的行动已经开始。高来含在1月14日报告说，征收行动于当日上午10时开始，他在外交部拜会宦乡是在下午3时，不过柯乐博已在1月12日将美国政府的口信转达给了中国外交部。因此，中国当局在征用前就已获悉美国同意移交其他地产的态度，也知道美国以撤回其官方人员的做法相威胁。

尽管柯乐博已先于高来含转达了口信，高来含还是将美国的意见转达给了中方。在转达时宦乡对他说，兵营的存在是不平等条约的屈辱标志，中国人民理应将它收回。高来含与宦乡会见后确信：中方看来“也要收回我们的地产"。

当然，不平等条约早已废除，兵营也早已改造成了办公楼，但对共产党来说，收回这些地产仍有宣传意义。比如，1月19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1943年，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主义统治下，侵犯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兵营仍完好无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完成了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特权的任务。”

他最后说，中国政府先是在1月6日晚将征用通告贴在英国领事馆墙上，几小时后又将通告取下，这一举动可能是为了“强调承认的国家与不承认的国家的不同对待”。

高来含还对中国当局是否对征用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地产的后果有所预见的问题做出推测。他认为，不能十分确定他们会这样做，但不管怎么说，在损坏中美关系和在中国清除美国领事馆的地产是不是合适这个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内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最后说，许多人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心满意足，但还有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这些人的意见不能左右局势，他们对与美国一刀两断和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普遍恶化感到忧心忡忡。”

高来含在做出这一评论时大概还不知道，三天前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已向英国外交部去电报告：

“中国人征用驻北京领事馆地产的行为已激起美国民众的不满，此间舆论已普遍认为应当从中国撤回全部美国官方代表。”

该大使馆还指出：

“艾奇逊先生于1月12日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做了演讲，其后有利于承认的势头发展良好，而现在事件的突变已中止了这种好势头。“

4、美国人的“撤”与“不撤”

杜鲁门总统根据国务卿艾奇逊的建议宣布，如果共产党当局征用在北京的美国领事馆地产，美国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出其所有官方人员。

1月24日，艾奇逊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他曾向总统提供过一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将对“征用”举动提出抗议，并将领事人员撤退到未被征用的领事区，“以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他现在反对照这一行动方案行事，因为这很可能是“一连串屈辱的开端”。

这样一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地产被征用，美国官员的行动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渐渐地我们就会受辱，最后在中国被囚禁起来"。然而艾奇逊的证词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务院不仅是拿美国在北京的领事馆地产被征用作为撤出中国的理由，它还希望我国政府改变主意。

艾奇逊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

我们以前认为，他们可能会停下来观察一下，总统也决定……我们该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拿走这些地产，我们就从中国所有地区走。我们已将这些信息通知了他们，他们非但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厉。

从1月6日到最终要实施此建议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对此严格保密，因为我们不愿放弃使中共可能回心转意的机会。我们认为，此事一旦公布于众，所有的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

一旦征用美国地产的行动开始，国务院立即警告说，美国准备召回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美国官员。

1月1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剩下的四个领事馆接到电报指令：

“在安排好撤走所有撤离人员的交通并在当地的英国代表承担起美国权益的代管者的义务后尽快撤走。"

命令发出后，过了四个月才完成这些撤离前的工作，随即撤走了最后一名美国官方人员。

5、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私相授受

正如我们所知，英国人早就同意代管美国的在华权益，并且已经开始在美国关闭其领事馆的所有地区代管其权益。

1月19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请求：

当美国在北京、南京、上海和天津的领事馆闭馆后，英国政府照旧负责维护美国在这些城市的权益，但是英国要求：“美国在以上四个地区的代表在把钥匙交给英国同行之前，可以奉命将电台设备拆卸。”

在中国的英国代表对代管美国权益的兴趣不大。例如，驻南京的英国代办胡阶森由于不能确定北京将如何对待他，所以在1月17日电询英国外交部：

在英国与中央人民政府确立外交关系“以及英国领事官员的地位与职权被承认之前"，“除非在别无他途或刻不容缓的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不让美国国务院要求我们代表美国提出照会?

在上海，英国总领事厄克特于1月31日报告，英国商会已“表示担忧，怕我们保护美国的利益的结果是殃及英国的利益”。厄克特还批评美国从中国撤出的决定。他报告说“普遍的感觉”是，“美国全部撤出的举动是小题大做”，如果在对西方国家更有利的基础上再向中国“摊牌"，也许会更好一些。

厄克特估计，在上海领事区的“五百三十名美国官员平民和家属”中，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五人——包括三十九位官员——将离境。

胡阶森在早些时候的电报里对“美国从中国撤出对英国利益的影响”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对那种以高压和无理方式剥夺其使用前军事建筑的权利的反应给中国人造成了惊吓……中国政府的发言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沮丧，甚至也没有感到突然"。胡阶森担心，美国的撤出会导致中共内部极端派力量的增强，同时削弱那些“迄今或许还能起到一些温和作用的力量”。

他说：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那么国务院的行动使我们期望的中国放弃依赖莫斯科立场的可能性减少了。"

英国外交部更担心的是，征用领事馆地产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美国的撤出行动会影响中国对西方的政策。

根据一份绝密的“关于中国的国际局势”的分析文件，英国外交部曾电告胡阶森：

“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承认举动不是不同情，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在局势缓和后或许也会这样做。”“但是，在北京的美国兵营地产被征用这一事件却导致一次挫折。根据我们的看法，现在极难使美国政府公开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友好的姿态。同样，他们也难以采取行动阻止台湾的国民党采取针对大陆的敌对行动。”

该电报还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关于征用在北京的领事馆地产一事对新中国谈判的影响的担忧。

对胡阶森已经在北京进行的初步的会谈，该电报“急切想知道那里的情况”，它想从胡阶森处知道，在“征用兵营和承认胡志明等行动当然意味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难上加难”之时，中国政府“是否还真有与我们在友好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法国人本来准备在批准他们与保大皇帝的协议后尽快承认中国政府，现在他们则左右为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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