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文物说丨夹衫绣作满池娇

绣花夹衫最精彩处是表面的刺绣，花纹图案多达99组，尤其两肩及前胸刺绣的一对鹭鸶，长37厘米、宽30厘米，背景衬以生机勃勃的荷叶、粉莲、灵芝等，这是当时流行的“满池娇”纹样。

满池娇

满池娇纹样的雏形出现于辽代，刺绣品中多见的是莲塘中飞雁、荷藕等莲塘小景。

绣花夹衫

面料为棕色四经绞素罗款式为直领，对襟，广袖。四经绞罗以蚕丝做原料，纯手工织造，工序特别复杂。一个熟练织工每天只能织造5厘米，织完一匹罗往往需要半年多的时间。(绣花夹衫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

日前，记者去内蒙古博物院“探宝”，典藏部马颖自豪地推荐了一件绣花夹衫。她说：“古代服饰以绫、罗、绸、缎最为人们熟知，后来用于形容衣料的华美与贵重。这四种丝织物中，绫、绸、缎从古至今较为常见，而罗却鲜见于大众视野，人们往往只闻其名不知其物。我们博物院珍藏的这件元代绣花夹衫就是罗的材质，无论是质地还是上面的刺绣，都令人叹为观止。”

绣花夹衫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面料为棕色四经绞素罗，款式为直领，对襟，广袖。四经绞罗以蚕丝做原料，纯手工织造，工序特别复杂，其中关键的一环是穿综，需要将经线交叉后穿过综眼，过程极为精细。经密的大小直接影响开口的清晰度与经线的摩擦程度，经密越大，绞综与经线、绞经与地经之间的摩擦就越剧烈，再加上软综容易互相缠绕，每绞一次，都要用手指整理清楚，这就严重影响了织造的速度，一个熟练织工每天只能织造5厘米，织完一匹罗往往需要半年多的时间。

绣花夹衫最精彩处是表面的刺绣，花纹图案多达99组，尤其两肩及前胸刺绣的一对鹭鸶，长37厘米、宽30厘米，背景衬以生机勃勃的荷叶、粉莲、灵芝等，这是当时流行的“满池娇”纹样。

“满池娇”是刺绣中描绘池塘风貌的纹样,由莲花、莲叶与禽鸟构成。元代诗人张昱在《宫中词》中说：“鸳鸯鸂鶒(xī chì)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由此可见，满池娇的主题是池塘小景。满池娇纹样因闲适的情趣和象征幸福美满的寓意颇受古人喜爱,并被广泛运用于金石器皿、织绣文画中。

文献记载，刺绣始于虞舜时期，《礼记·月令篇》有“文绣有恒”的记载，这里的“文”指画，古代祭祀礼服上衣的图案是画上去的。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工艺趋于成熟，有龙凤虎等动物图案。汉代，经济繁荣，百业兴盛，丝织业尤为发达，刺绣品开始展露艺术美，纹样多为波状云纹、飞翔的凤鸟、飞奔的神兽，以及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针法以锁绣为主，整幅图景光滑平顺。隋唐时期的刺绣沿袭了汉代锁绣，但针法开始转变，以平针为主，辅以其他多种针法，多种色线，绣底质料也不再局限于锦帛和平绢。宋代是手工刺绣的高峰时期，设立了有300多名绣工的文绣院。皇帝宋徽宗又设绣画专科，纯欣赏性刺绣以仿绣书画为长，多以名人作品入绣，追求绘画趣致和境界，仅“平针绣”就创出许多新针法，有齐针、缠针、套针、接针等，南宋时期，刺绣针法已达十五六种。

到了元代，观赏性刺绣继承了宋代写实的绣理风格，元大都(北京)设立了文绣局，全国各地也广设绣局。贵族喜欢用金线刺绣，这个时期金线绣得到很大发展。元代流行贴绫绣刺绣针法，即采用加贴绸料并加以缀绣，这样绣出的图案有立体感。这些风格华丽奢侈的绣法主要为皇家和贵族所用。

元文宗皇帝的御衣上刺绣有满池娇图案，元代书画家柯九思在《宫词十五首》中写道：“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柯氏自注：“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注文中的“天历”是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年号。

满池娇纹案的雏形出现于辽代，当时的刺绣品中多见莲塘中飞雁的莲塘小景。南宋出现“满池娇”一词，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临安夜市售卖的物品有“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

绣花夹衫上还刺绣有鹿与野兔纹样，是辽金时期流行的“春水秋山”纹样的主角。“满池娇”与“春水秋山”纹样结合成为固定纹样，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结果。满池娇图案反映在丝绸上最细致、完整的就是文中的绣花夹衫。

绣花夹衫从图案纹样的设计到布局，再到每一帧图案精湛的绣工，使得每一景、每一物皆活灵活现、绚丽多姿，彰显了元代丝绸刺绣的高超技艺，为研究当时织绣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自白】

我身上的刺绣华美绚丽

□娜拉

古人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尚美之道，千古之风。”据说黄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人们起初将颜色涂在身上，称“彰身”，后来又刺在身上，称“文身”，再后来就发展到绣在衣服上。古人穿裙袍，称上身穿的为“衣”，下身穿的叫“裳”。《尚书》记载虞舜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6种花纹，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fǔ)、黻(fú)6种花纹，衣裳共12种花纹称“十二章”。

到了元代，元大都(北京)设立了文绣局，全国各地也广设绣局，贵族喜欢用金线刺绣，同时，加贴绸料并以缀绣体现立体感的绫绣针法备受青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华丽地诞生了。

我的面料为棕色四经绞素罗。罗是质地轻薄、丝缕纤细、经丝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状的丝制品；素罗指经纱起绞的素织物罗，素罗根据绞经的特点分为二经绞罗、三经绞罗、四经绞罗等。

我的款式为直领、对襟、广袖，身长58厘米，宽107厘米，袖长43厘米，下摆宽54厘米。我的领子和前襟贴黄色挖花罗，前襟有2个用于系带的花朵形纽袢，衬里为米黄色的绢。最吸睛的是我身上精彩的刺绣图案，针法类似于今天的苏绣，以平针为主，结合打籽针、稀切针、戗针、鱼鳞针等针法。刺绣花纹图案多达99组，大小不一，分散排列，大部分为5厘米至8厘米的花鸟纹样，当时称这为“散搭子”。散搭子的花纹图案特别丰富：一女子盘坐于莲池旁边的树下，凝视着池中戏水的鸳鸯；一女子骑驴扬鞭，在山间枫树林中行走；一位戴幞头的男子悠然自得地倚坐枫树下；一位戴帽撑伞的人泛舟湖上；还有牡丹、幽兰、百合、灵芝、牵牛、竹叶等花卉纹样，也有野兔、角鹿等动物纹样，不论是人物故事还是花卉动物，个个活灵活现。

我的两肩及前胸则分布着大型图案，最大的一组长37厘米、宽30厘米，位于两肩袖之上，主题是一对相互凝视的鹭鸶，一只伫立，一只翱翔空中，背景衬以水波、荷叶、粉莲、灵芝、野菊、水草、芦苇，以及天空中的彩云，显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是元代流行的“满池娇”图案。

无论是“散搭子”还是“满池娇”，我身上刺绣的这些图案生动活泼，立体感十足，色彩搭配巧妙，衔接自然，彰显了织造工匠高超的绣工，是目前所知元代刺绣服饰中最杰出的作品。

【观点】

多元文化共存的刺绣

□马颖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绣花夹衫,是目前所知元代刺绣服饰中重要的佳作。绣花夹衫虽然是元代制品，但其形制仍具有南宋服饰的风格。绣花夹衫的主要面料是褐色四经绞素罗。四经绞罗是我国传统的罗织物，需要用特殊的罗机子织造，因此，这件绣花夹衫在织造技术史上也有着较高的地位。

刺绣又称针绣，民间亦称“绣花”，早在周代便已经出现，是我国古代先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刺绣技艺复杂多样，技法包括锁绣、平绣、齐针、套针、缠针等，作品多为色泽亮丽、图案逼真动人的高端艺术品，为历代豪门贵族彰显地位身份的奢侈品。

元代刺绣中禽鸟纹是应用较多的一类纹样，受宋代“满池娇”纹样的影响，禽鸟纹常与植物纹样搭配出现，组合成带有吉祥寓意的刺绣题材运用于服饰品中，是人们情感的寄托和审美价值的体现。

鹿也是元代刺绣中深受人们喜爱的纹样，以鹿为题材的刺绣纹样主要受辽金时期刺绣纹样题材“春水秋山”的影响。元代的鹿纹带有吉祥寓意，体现出元代北方游牧部族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融合。

进入中原后，元代刺绣受多元文化的影响，纹样题材更加丰富，花卉纹样占很大比例，成为当时流行的纹样题材。“凡学绣者，必先自花卉始”，植物纹样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就已出现抽象的植物纹，魏晋南北朝时期，植物纹样更加丰富，并广泛装饰于织绣品中，此后，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与演变，在宋代达到高峰。元代吸收宋代的刺绣技艺和风格，形成种类繁多、造型丰富的植物纹，应用于服饰品中，尤其以莲花纹为题材的绣品占比很大，绣品中莲花纹样外形简洁优雅，花瓣饱满，多以正侧面形象突出表现莲花特点，这是元代刺绣中莲花的主要表现形式。元代刺绣艺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无论是技法还是纹样题材，都体现出多元文化共存共融的特色。(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员)

【史话】

新城故名话集宁

元代集宁路原系金代集宁县，建于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为金代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是金朝同漠北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榷场。集宁路为元代建置，属中书省管辖，被元朝视为京畿腹地，是与岭北行省及漠北各大城市进行贸易往来的纽带。游牧部族所需的生活用品由中原输入漠北，集宁路是由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

2002年，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集宁市(今集宁区)土城子村勘察地形，根据古代地图所示，这里曾经是一个名叫集宁路的古城。经过抢救性考古发掘，完成发掘面积22045平方米，出土完整瓷器200余件、可复原瓷器7416件、铜钱36849枚，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各类器物5000余件，随着成排的房址、道路、灰坑、十字街道等一批重要遗迹的发现，集宁路古城的真实面貌逐渐显现出来。根据这些集中出土的古代钱币和云集于此的中原各大窑口的瓷器，我们可以脑补当时集宁路商品交易的宏大场面。有史书曾记载元朝都市商贸繁荣的景象：“万方之珍怪异宝，璆琳、琅玕珊瑚、珠玑、翡翠、玳瑁、象犀制品，江南吴越之髹漆刻镂，荆楚之金锡，齐鲁之柔纩纤缟，昆仑波斯之童奴，冀之名马”，凡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画，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由此可见集宁路当时的繁华。

2005年6月至11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连续第4年的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出土了瓷器、陶器、铜器、古钱币等各类器物470余件，这些遗迹、遗物的出土，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娜拉整理)

编辑：孙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