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拯救一家俱乐部，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

“请假理由：我的球队打皇马。”

还记得这张曾经火遍全网的“最牛请假条”吗？埃瓦尔的中国股东故事，编织着一段横跨亚欧的足球佳话，也让“球迷众筹拯救一支球队”的童话，第一次走进中国观众的视线。

十年前那个中国足球不缺钱的狂热时代，童话二字总带着些许的玩味。十年后，在金元足球退潮的背景下，每当有球队因资金短缺面临困境时，类似的念头却成了被反复提起的救命稻草。奇怪的是，这些稻草却几乎从未落地，往往在激起一时讨论后却飘零散去，直到下一次出现。

众筹拯救一家俱乐部，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依靠球迷热情的众筹，根本负担不起一支球队。当时埃瓦尔急需的，是约170万欧元的财务保证金。面向西班牙乃至全球的股权认购，则为每股50欧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为400人民币）。在65个国家的11130位热心股东的慷慨下，埃瓦尔成功达标要求，并保住了西甲参赛资格。近400位中国球迷参与认购，海外第二多。

和埃瓦尔所需的不到200万欧元相比，国内面临资金困难的俱乐部若想众筹自救，大概需要的金额是多少呢？少如湖南湘涛的“一两百万”债务，多如广州队的“80亿”历史负债。再考虑到国内球迷市场的实际消费能力，哪怕是几百万的缺口，对于球迷体量一般的中小球队来说也并不容易。2023年，陷入运营困境的陕西长安竞技为过准入，通过提前发售套票、改组会员制等众筹方式，筹集了约1200万现金。然而这场及时雨，并未缓解长期以来的资金干渴，以杨昊为首的球员欠薪问题，也未能达成和解。试图用众筹发起自救的“西北狼”，最终还是因为欠薪难以解决等问题倒在了准入关前，成为中国足球解散潮里的一朵浪花。

从埃瓦尔的例子也能看出，国外俱乐部发起的众筹，更多只是为了缓解短期的燃眉之急。俱乐部本身的运营，并无太大压力。然而这样的优质股，在当下资金乏力、欠薪和债务遍地的中国足坛上哪找去？顶着中超冠军光环、对外宣称“零负债”的武汉三镇，可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难以找到合适的下家。若非有“为了城市”这样或硬或软的任务要求，恐怕在大多数投资方眼里，球队都是巴不得赶紧脱手的负资产。

近两年的准入关头，直播间带货成了广州队依靠的重要开源手段。这也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接近“众筹拯救球队”的尝试。2024年初，直播带货为广州队筹集了近千万资金，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准入。今年年初，“众筹救队”的剧本再度上演，这次的场景甚至从线上走到了线下。据统计，从去年11月起，广州队通过线下特卖、线上销售、奖杯奖牌出售和训练基地租赁等方式，募集了近1400万元。最终由于欠薪支付比例严重不足，外加历史债务拖累，“众筹救队”的童话未能再次上演。

然而，走到需要球迷众筹以过准入这一步，基本意味着球队的生命已经步入倒计时。球迷们的慷慨能解一时之急，却无法从根源上扭转俱乐部的资金困境。年复一年，球迷们的热情、债主们的耐心乃至外界的好感或怜悯总有耗尽之时。等到所有的情感攻势都无能为力，失去最后支持的俱乐部也就到了生命历程的尽头。

最致命的原因在于，在国内现存的法律体系下，“体育众筹”这一概念与“非法集资”仅有一箭之隔。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防止非法集资，规定公司不得施行超过49名股东的多股东制。这便意味着，极有可能出现热心球迷出了钱，却无法真正履行股东义务的困境。

这个问题，哪怕是如今打着“会员制俱乐部”旗号的陕西联合也无法真正回避。为解决合规性的问题，俱乐部与众筹发起人的想法是，成立或收购一个民营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吸纳出资的球迷成为会员，最后由该组织接收球迷“捐赠转让”的股权，实现占俱乐部股份35%；待股权转让完成后，球迷依然拥有对球队重大事项的“投票权”和“一票否决权”。然而，新西北狼成立近两年来，该组织仍然未见动静。关于俱乐部以会员制为噱头刻意营销、甚至“割韭菜”等负面声音，却在去年下半年随着球队成绩的波动而日渐声起。这支前身寄望于众筹渡劫、如今也在运营模式上走在探索前沿的俱乐部，仍然有太多问号需要一一掰直。

但话说回来，众筹一家足球俱乐部，在国内也确实有其先例。2015年，一家名为“深圳人人”的俱乐部挂牌成立，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首支用互联网众筹方式组建的足球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号称“从组建到俱乐部日常经营乃至管理，所以开支都将计划通过众筹来解决”。据介绍，这支落户深圳的球队，共筹得500万元的启动资金，并在成立当年就先后获得深圳市业余联赛冠军和全国业余联赛季军，冲入职业联赛序列。随后在中乙征战三个赛季，2017年一度夺得常规赛南区第一，但在半决赛中落败无缘冲甲，一年后宣布解散。

这似乎是一个丰满梦想输给骨感现实的故事，是吗？不然。众筹只是在那个互联网和“足球梦”成为流行口号的时代背景下，这支球队组建时的一大噱头，和后续的投资和运营动力，是投资方雷曼光电的兴趣。没错，就是金元时代中超比赛场边LED灯牌上的那个“雷曼光电”。2017年，球队更名为深圳人人雷曼。当年，马晓磊、黄凤涛、杨子等前中超名将纷纷高薪来投。冲甲失败后，雷曼集团投资兴趣遇冷，球队投入和阵容回落至中乙中游。2018年年末，由于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光电主业受到影响的雷曼集团最终做出了收缩“割肉”的决定。所谓的“人人足球梦”，最终也伴着母公司三年近一亿的投入，化作了一场虚无。

2015年，一支名为包头鹿城的中乙俱乐部，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万人众筹”，目的是让资金困难的球队留在本地，免遭外省资本收购后异地搬迁的命运。球队总经理姚志强坦言，在自身投资难以负担的情况下，“众筹是球队唯一的出路，也是球队留下唯一的选择。”

这场众筹自救，最终成了中国足球历史上罕见的成功案例。9月23日开始的网络众筹，在8小时内有150余人认筹；11月底众筹结束时，共有9866人合计认筹206万元。2019年初，当球队无法缴纳中乙参赛保证金时，俱乐部再次通过众筹，在6天内筹得15.6万元，保住了联赛参赛资格。

这支球队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内蒙古草上飞。这支草原球队，在2022年从中乙降级后就一直在中冠大区赛甚至资格赛挣扎。但他们也是几乎仅有的、从职业联赛降级后仍在坚持运作的独苗。是几次众筹成功给了他们坚持的勇气吗？很难确定，但史学界主张“孤证不立”，这样的成功例子，并不足以说明众筹能成为拯救俱乐部的活路。

似乎当陷入资金困局时，向地方政府求援成了俱乐部唯一的选择。近些年“股改”成为国内足坛的热词，但大多数俱乐部所寻求的股改，或由政府托底（天津津门虎），或在政府牵线下，寻找有实力的国企独资（上海申花）或共同（浙江队）接手。哪怕是依然由民企独力运营的俱乐部，也需要各级政府不同力度的支持。同样遭遇资金危机，为何武汉三镇得以脱险，而沧州雄狮只能解散？地方政府和体育局的不同态度，或许就决定了两者的迥异结局。

和太多事物一样，“众筹拯救俱乐部”在国内足坛，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