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忠上议员专栏： 上海隔都与二战中的友谊

本文作者：王国忠上议员新州反对党领袖影子助理厅长

在议会开会期间，每次会议结束前都会有议员对自己感兴趣的事件做出五分钟的陈述，是为“休会演讲”（adjournment speech）。由于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所以我在议会发表了多篇谴责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批评日本社会对侵华态度未够公正、未够诚恳的演讲。 《上海隔都》就是其中的一篇。我在议会上发表这样的讲演，其目的是想通过战争故事提醒人在危难中亦应有互助互爱精神。

下面就是这篇演讲的中译。

我很荣幸参加悉尼犹太博物馆为在二战中曾容纳两万名犹太难民的上海隔都解放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这个世界性的大都会一度成为犹太人逃离纳粹统治的避风港。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多的欧洲犹太人涌入上海寻求庇护，使得上海成为当时接纳犹太难民最多的城市。这些难民虽然表面上看是被刚刚成立的上海犹太人社区所吸引而来，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些犹太人因为纳粹统治被流放，远离家园，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关闭边境，拒不接纳受这些受到政治迫害的犹太难民。

在1937年日本侵占中国期间，上海又经历了几个月的硝烟和战火。据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拉比称，那时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只能用“绝望”来形容。

后来上海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为数以千计无处可去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栖身的庇护所。在1938至1939年这段时间里，很多拿不到有效签证的犹太人在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帮助下得以解救，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派发签证。他后来被称之为“中国的辛德勒”。

1943年，在德国的催促下，日本人强迫犹太人聚集至虹口的一个小区域里，里面人满为患，卫生条件极差。这个小城区后来被称为“上海隔都”。

前日本海军军官Tsutomu Kobota被任命管理当时的无国籍难民事务局，他负责监督指定的区域，但与难民基本没有接触。有限的活动范围及战争期间的物质匮乏使得生活在上海隔都里的犹太人生活十分艰难。

1945年9月3日，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上海隔都正式解放。伴随着日本的战败，数以千计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陆续离开，有些人返回德国和奥地利，收回自己的财产，有一些则去了巴勒斯坦、美国、澳洲及南美的几个国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只有小部份人留在中国。

尽管二战结束后很多城市的犹太区已经消失了，但上海的摩西会堂仍然保存至今，它时刻提醒着中国的城市曾经拯救了数以万计被纳粹大屠杀迫害的犹太人。

据记载，上海隔都为犹太难民和本地中国公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生活居住地， 而住在虹口的中国居民也将他们的房子空出来供难民使用，当地医院更是毫无保留地为犹太人服务。莉莉•芬克尔斯坦在她的《上海隔都回忆录》中记载道，“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居民对我们都非常友好，他们理解我们非常动荡的情况，真诚地帮助我们，我什至与其中的一两位女士结交了深厚的友谊。其中的一个家庭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新年庆祝宴会。作家丹尼尔•卡拉是这样形容这个地区的——“人的毅力和尊严的见证”。感情主义者马扎多夫表示同意，并附和说：“我们（中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生活，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人。我们有着一样的命运。 ”

如今，对中犹历史感兴趣的复兴刺激了上海将虹口区申请并注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历史回忆的版块。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共同努力下，虹口区政府已经完成了难民名字、文学著作、视频录像及记载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的音频资料的归档。

对于拉比格林伯格来说，那段时间给他们最重要的感受并不能在任何博物馆里找到。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人民去做”他说道，“找一个方式来回馈年老的中国人，认可并感谢他们在二战时候的友谊——他们的友谊在那段时间对于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