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谈高杠杆：用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利器

近两年，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去产能、去杠杆等结构取得阶段性成效，产能利用率不断回升，但一些困扰中国经济已久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变。今年年初以来，工业企业杠杆率平稳下降，但是，8月以来地方国企资产负债率连续两个月大幅回升。

对于金融风险的成因，周小川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

此外，周小川表示，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他指出，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中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

对此，他认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

他指出，要用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利器，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等多元化投资主体，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此外，要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债券融资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统一监管标准，更好满足不同企业的发债融资需求。深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宏观层面的风险主要来自高杠杆，而微观层面则来自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周小川表示，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而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中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

他表示，微观层面风险的易发、多发来自于公司治理和开放机制的缺陷。公司治理上，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仍未完全理顺，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作用未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东越位、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发展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

而在开放程度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此外，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对此，周小川强调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既要塑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

他指出，对于金融机构股东要加强资质管理，防止利益输送、内部交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等行为。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此外，要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规制和监管，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