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思考：闹成这样，中美关系还能回到从前吗？（组图）

“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美国，尤其在当下，有人说是自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最差的时段生活在美国，会是怎样的体验？还有人搭理你吗？”

这不是知乎上的问题，而是前几天我偶遇一个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朋友时，她毫无外交辞令地抛给我的问题。

我非常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自中美有贸易战的由头以来，我的境遇还真是毫无变化：采访时没人会因为我是中国记者就断然拒绝；日常中，我的中国人身份也没有导致人们在态度和立场上的疏离或扭转。这是美国社会的成熟之处，他们理解我只是一个个体，只是一个新闻诠释者，和我是哪国人没关。

我的回答让这个国务院的外交官稍显惊讶，尽管更为惊讶的人是我。我无法想象这样的问题出自于美国外交官之口。尽管她从来不和中国议题打交道，但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中美关系走入低谷已不是停留在纸面上，也不仅限于政府和政府间的关系低迷，这种消极情绪已经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的外交官朋友想当然地认为没人会搭理我了。

中美关系曾经一度被美国学者描述得像一对充满了爱恨情仇的怨偶。1989年到2000年间的中美关系接近于同床异梦的夫妻；2001年到2008年间的中美关系，则像是学着管理婚姻的新人，为了婚姻共同体，双方携手打击恐怖主义，联手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甚至主动示爱，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也许天下的爱情都有点”因为相遇太美而爱到心破碎“的意思，中美也不能免俗。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 告诉我，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从代际、制度、国会、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全面转变。 这个变化可以追溯到2012年，但不同的人群、不同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则可以回溯到2007年至2008年期间。 这种转变现在已接近于百分百的完成，只是在官僚机构和智库中，尚遗存一些老人，他们的转变尚未如此有戏剧性。

包道格进一步和我解释说，所谓代际态度的转变，是指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批评更为整齐划一；在制度层面，美国各政府部门、包括国家政府部门在内都已成为对中国强烈质疑的大本营；从国会的视角，中国在国会议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眼中就像一个欠揍的男孩儿；在美国商界，支持中国的队伍急剧减少，更多的人加入了新涌起的批评大潮；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则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人、中国学生、中国商人甚至华裔美国人的身上。

（特朗普从天而降，成为美国近一个世纪来最鲜明而坚定的反自由贸易的总统。图：金焱）

这种态度的转变，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感同身受。前几天他随中国智库专家团访美，与美国智库同行交流。行程结束后他告诉我，华盛顿一行让他更觉得悲观。实地考察让他发现，反华情绪在美国很有群众基础，包括这些智库在内，不少人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消极，甚至“越了解中国，看法越消极”——他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背道而行，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也不想真的开放。

闹到现在这个程度，中美还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切是否还可以再回到从前？

屠新泉说，恐怕回不去了，因为中国不可能自我削弱。即使中国向着美国的模式转变，中美间实力的竞争也只会愈演愈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注定一战，在这个过程中的确需要双方充满智慧的管理好冲突，但短期内前景并不乐观。

四年之后，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四年前，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问题一度向着冲突的方向演进，风声鹤唳，我在美国找了很多著名的中国通，求解如何避免中美冲突的最坏演绎，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21世纪中国项目负责人谢淑丽 (Susan Shirk)。那时她的评论是，中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双方竞争性变得更强。传统上，美中都尝试以安静的外交渠道交流，而不是争抢话筒。

8月2日我们再通电话时，她很感慨，现在的中美关系比起四年前，已进一步恶化了更多。

恶化的实证是，特朗普8月伊始即指示贸易官员斟酌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新措施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将于9月5日截止，此后可能正式实施。显然，特朗普一再对中国贸易施压而无效，倒迎来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逼急了。

中国方面也没有屈服的迹象，8月3日中国宣布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关税。

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对华加税来狠的、硬的，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美中经济问题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给特朗普出的主意。

（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国之一，拥有很多长期优势，但美国发展的方向并不安定。图：金焱）

史剑道是我经常采访请教之人。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今年4月，中国提出“新一轮改革开放”时，我去采访他，本以为他会说，改革开放利好中国，利好世界，结果他无比沮丧地说，“我研究中国经济25年了，我都记不清已经听说过多少次中国要进入‘开放新阶段’之类的话了，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中国总得要另一个新的开放阶段。”

史剑道对中国的沮丧之情正在美国智库中蔓延。问题是，智库的学者是美国政策决策中的精英，在我印象中他们本来是寻求与中国对话、合作的。

我问史剑道，他给特朗普提供咨询的周期和频率，他说，“我从来不直接给特朗普本人以政策建议，只不过每隔几周，我会和特朗普政府的人碰一次面，但他们是否听则是另一回事。”至于他建言把关税提高到25%的出发点，史剑道说，“我更倾向于对那些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定公司进行制裁。既然使用的手段是关税，10％的关税不会有多少效果。”

在更狠的25%的关税消息出来的同时，彭博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在私下展开对话，为双方重启谈判做准备。

这是对中国的胡罗卜加大棒，还是白宫内斗不断，不同思路同场竞技？似乎二者都有。史剑道说，这些信息不互相矛盾，因为美国政府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美国的目标是迫使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适用关税。

（有相当一部分美国精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图：金焱）

过去美国学者中流传着一句话，研究中国让你爱上中国，研究俄罗斯让你对它心灰意冷。

但现在，美国智库那些研究中国的也对中国态度普遍变得负面。谢淑丽对我解释说，因为中国国内形势和外交政策发展出现掉头转弯的倾向。中国在倒退，变成了个性化权威而非制度性权威，改革停滞，在世界舞台上放弃了自我克制的立场，变得更加膨胀，外交政策变得好斗，这三个维度的倒退在全球引发了失望以及对中国的反弹。

如今网上大谈美国对中国“幻灭”了，谢淑丽强调说，没有人期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急速转型，即刻民主化，但中国一直是在持续进步的，直到几年前这出现了反向行进的迹象，“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及时有所调整。”谢淑丽说。

四年前我去请教的还有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帮办谢伟森（David Sedney），前两天我找到他时，他正在阿拉斯加。谢伟森对我还原了中美四年之变。他说，过去四年中，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所增长，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变得更强。四年的时间证明了所谓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是错误的。相反，过去四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美国更强大”。

虽然现在紧张局势已经出现，但谢伟森相信中国经济仍会持续增长，中国军力规模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影响力也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积极成果，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引领世界；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新高，新的军事战略、强者衡强的军事领导力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先军事大国的地位。

中美对弈的局面是，两国都很强大，但两国在国家政策制订层面上都有弱点，都缺乏纠正机制，这导致未来两三年内发生冲突和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增大。这对中美，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可悲而危险。

谁推开了谁？

上周，我《财经》的同事来美国度假时，介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媒体人Matt，见面后才发现我们彼此早就通过邮件，甚至他告诉我，他看过一些《金焱看美国》的专栏文章，他发现通过这种方式看别人眼中的美国也很有趣。

同理，我也喜欢读一些美国记者的中国文章，他们的描述和视角也总是别有味道。比如上周六《华尔街日报》刊出了一篇文章“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文章基本上回顾了中国入世时，美国一些关键人物、上至克林顿总统，下至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当初接受中国的考量，并与如今的现实相关照。文章说，多年来，那些曾经力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美方倡导者中，很多人开始感到他们受了蒙骗和背叛。

同样的情绪也出现在那些此前驻华的美国记者之中。有人指出，在他们当中，尤其是那些本身掌握了相当高水平的普通话技能、又能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美国驻站记者，现在他们大都对中国感到无比失望，进而成为最尖锐的中国批评者。 

我确实见过对中国非常尖锐的前美国驻华记者。 其中一个以美国标准来衡量，都是绝对的极品。

这位美国某新闻杂志前驻京记者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后，向别人描述中国的语言基本上是：“世界上最糟糕”  “世界上最下流” 等诸如此类的表达。甚至在谈及一些中国的城市时，他也毫不吝啬地扣上“世界上最乏味”的字样。聊天过程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我们用英语交谈，但他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得意地炫耀他地痞味十足的京腔。

最后一次我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已要奔赴纽约的智库。在十多个在美的外交政策领域人士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把会场上一瓶未开封的红酒揣在怀里，扬长而去。

（包括媒体在内，很多人对中美关系出现的重大转折没有准备。图：金焱）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和那些对中国有建设性态度的美国记者打交道，我也更关心他们这些有思考、有担当的媒体人的看法。

我找到了《华盛顿邮报》前驻京分社社长John Pomfret。第一次见到中文名叫潘文的John Pomfret时，我人还在北京。巧合的是，和他见面之前不久，我刚读完他以自己在南京大学学习和生活为线索写的纪实作品 Chinese Lesson: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他书写得非常生动，那些英语字母拼装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中国八十年代。

John Pomfret现在又出了和中国有关的新书，他的身份也变成了《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前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美国通过政治迫害让社会四分五裂，声称是要找到那些让美国“失去了中国”、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革命的人。 差不多70年后，在中国也许有些人在想，是”谁让中国失去了美国？”

所谓“失去美国”，在美国相对应地掀起了对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重新梳理，甚至指责他们放纵了中国。

如今美国的贸易火力几乎直扫中国，在各种关税打压之外，近日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美国商务部宣布将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主要涉及中国航天科学与工业总公司（航天科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电科）旗下部分企业；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美国陆续祭出了一系列举措使华盛顿与北京越隔越远，最新消息是，8月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价值716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在涉及台湾方面，该法案提及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这大有中美逆向而行越走越远的意思。

若要反思，John Pomfret对我说，中国那些所谓的“美国观察员”做得很糟。这背后原因很多，从 “统一思想”，“专制”，“文化差异”，到赤裸裸的无知，不一而足。结果就是中国真的没有看到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而美国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警告他们的中国朋友，变化即将来临。 

中国的媒体在John Pomfret看来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说，中国驻美媒体总部设在纽约和华盛顿，并把所有时间花在智库上，而没有报道更广义的美国，所以也没能看到美国态度的逆转。中国媒体上太多的这个专家、那个教授的你说我说，却没有足够有趣的人和故事的报道，目光短浅、缺乏远见，这些合力造成了今天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