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特朗普主义的宿命（图）

如今谁还能看得懂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有说法称，美国已抛弃其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挥动着贸易战和关税的大棒，美国正在掀起反全球化浪潮，“受难者”不仅有中国这样的被他视作竞争对手的国家，更有他的贸易伙伴，诸如日本和欧洲。而已持续一年有余的中美贸易战，其战果又会将21世纪的世界带向何方？是共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或者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新的历史终结，21世纪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纪？难以看清之际，就暂且从历史的些许尘埃与碎片中，观察这急剧变化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朝龙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并没有直接解读当下的风云变幻，而是用大量篇幅描述1848年的法国历史。在他看来，理解那一段历史对于解读当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遭遇挫折，“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而如今人类是否应该重新去审视这段历史以及这些人类政治实践经验呢（图源：Reuters）

多维：既然特朗普主义与波拿巴主义有相似之处，那么能否从历史中给予现实某些启示。历史中，波拿巴主义的归宿是什么呢？ 宋朝龙：波拿巴主义会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确实是，波拿巴通过普法战争，战败，后来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就这么一个逻辑：从共和主义到波拿巴主义到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终止金融资本的波拿巴主义趋向。无论保护私有财产的小资产阶级，还是持有这种抽象共和主义观念的纯粹共和派，或者试图在资产阶级社会之旁改造社会的工人阶级，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自身产生出波拿巴主义的这样一种趋势。

从纯粹共和派、秩序党到波拿巴政体实质上都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施行统治。纯粹共和派已经对工人、对小资产阶级发生多次政变了，已经用暴力镇压了工人阶级、镇压了小资产阶级，现在波拿巴对共和派使用暴力。谁能抵抗住暴力？马克思说暴力才能抵抗住暴力，这就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马克思革命思想是被动防御的暴力。

在共和主义向波拿巴主义转化的过程当中还伴随着社会中下阶层的顺次失败，1848年六月革命工人起义被镇压，小资产阶级议会当中试图发动议会革命结果被镇压，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纯粹共和派被镇压，结果到最后就是金融家和土地贵族获得了权力。

真正能够抵抗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反动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在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观念和共和主义政策基础之上是不可能联合起来的，只能使大家分裂，因为这种共和主义观念使人看不到人与人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差异和矛盾，会掩盖阶级之间联合的必要性、纽带和形式。

马克思这时提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如果没有农民支持工人运动也会变成孤鸿哀鸣。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联合，引导小资产阶级，后面跟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组织这么一个革命联盟，工人抛弃共和主义的所谓合法性的束缚，这样才能对抗住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这就是马克思在对1848年革命真正的结论。后来列宁对这发挥特别多。中国领导的民主革命就非常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毛泽东的这个党建思想，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农民，工农联盟，很多小资产阶级当然也是革命当中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不得不跟着走，矛头指向土地贵族，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描述的金融资本。

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哪儿表现出来了？就是后来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所以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法国的政论文章的政治学价值。

波拿巴主义、民粹主义的根源也还是在于金融资本的积累制度。在金融资本积累比较顺利的时候，抽象的自由主义、纯粹共和派可以相对稳定，在政治制度上，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可以确立领导权，但是如果金融资本积累陷入结构性的危机，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资本看来类似于造成了无政府主义，那这时候在共和主义就成为一个无用的东西了，他不能在保护资本的利益，这时波拿巴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就会崛起。

自由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是金融资本的两种政治需求。在一个阶段，在金融资本积累相对稳定的时候，自由主义可以相对稳。在金融资本积累陷入危机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政治也会转向。往哪儿转？正是向类似波拿巴主义这样转。而波拿巴主义虽然跟自由主义不一样，但执行的恰恰是金融资本所需要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比如说美国新自由主义，今天就靠特朗普推行，因为特朗普减税，减少对资本的管制，削减福利，这是不是资本真正需要的？至于自由主义的那些形式自由其实并不是金融资本最需要的。

如果从这个共和主义的理念，从启蒙思想当然只能认为正常的政体就是共和主义的，自由形态就是抽象自由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自由主义背后的真实主体即金融资本来看，所需要的就是两种政体，即共和主义和波拿巴主义，而且这两种政体可以互相转化，互相结合，矛盾的东西可以互相结合。我们利用这些东西可以观察今天的世界政治，世界经济。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土地、银行以及辛迪加国有化，电气化计划是社会主义的骨骼，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战略均势，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国际共运的战略，是社会主义得以在国际中实现的途径和道路。

多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出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逻辑和历史脉络中，如何评价，中国要保证其自身的性质、发挥其制度优势的关键环节是什么？

宋朝龙：关键环节是加强党的建设以及党的自我革命。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苏联被冲垮了，意识形态乱了，俄罗斯休克疗法，将不该市场化的产业和领域市场化了，结果产生了寡头和权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从西方话语中寻求资源，而是开始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并借此加强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调节经济社会的能力，而国家能力建设是巩固公有制经济、克服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前提。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败力度，加强党的建设，例如日益强调国企建设、强调国企中的党建。这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为技术性质的组织安排，而应该将其上升到所有制角度，上升到国家性质即国体的高度去理解党建。中国强调党要管党，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实现反腐败，而非采用西方的分权制衡的形态。在西方的这些话语体系下，任何加强党的权力的行为都会被理解为加强个人权力，在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逻辑之下并非如此。而且如今中共不仅强调党要管党，而且强调党性原则，“党要像党”。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党来凝聚人民意志，那么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也会慢慢变质。加强党的建设其意义是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沦为西方那样的私人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形态，在该种形态下，正如我们看到的，正发生着新自由主义向新民粹主义的转化。

多维：社会主义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吗？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例如在自由主义的范围内或者在凯恩斯主义的范围内，还有新的替代方案。

宋朝龙：这次新自由主义危机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凯恩斯主义是靠国家负债来解决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本来是靠民间借贷信用经济来解决经济危机，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现在资本主义两个都处在债务当中，市民社会是债务社会，到美国可以看各个阶层在欠债，或者在失业。国家在负债，美国3亿人口国债到20几万亿了，这么一个规模债务，不可能还完了。在已经很严重的危机下，要保证政府对华尔街的信用，只有再降低福利。这样民粹主义就起来了。在法国发生的类似过程，就是法国的黄马甲运动。

多维：好的，你能否最后概括一下：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宋朝龙：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解决的最核心、最尖锐的问题，就是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中产阶级衰落和市民社会的贫困化以及隐藏在这种贫困化背后的无政府主义、新民粹主义、新波拿巴主义甚至新法西斯的危险。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制度及其导致的各种派生问题，这正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制度使命，而这个制度使命是从19世纪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延伸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