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修例惨败过程 魔鬼藏在细节里（组图）

自今年2月港府为填补法制漏洞而启动修订《逃犯条例》以来，香港社会掀起巨大争议，激起大规模社会抗议。现如今，港府早已宣布停止修例并向市民致歉，但修例风波不仅未就此停歇，反而余波未了。示威者起初主要在法治范围内的和平示威，但后续屡次出现违法暴力和冲击“一国两制”秩序行为，偏离初衷，例如7月1日，少数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纵观修例全过程，本具有司法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的修法行为，一步步闹到如今纷争不停、冲突不止的局面，着实令人不得不反思事情何以至此，香港究竟怎么了，过去多年的治港政策是否有偏差。

在系统反思此次因修例引发的香港风暴时，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是港人这些年的情绪累积和修例手法的僵化粗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复盘整个过程，向内检视找到失误和不足，将有助于避免在以后的治港工作中再犯类似错误。

长期以来的疑虑和防范心理，内地的“好心”反而被一些港人曲解为“恶意”。 (AP)

修例前港人的情绪累积

历史地看，港人对内地的防范与疑虑其实一直存在。由于一百多年的殖民历史、港英政府的去国族教育和香港在内地政治动荡时形成的“避难者心理”，造成香港社会普遍“恐共”、无法认同内地的中央集权威权制度，希望与内地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这当然有港人对内地偏见和意识形态认知的成分，但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香港回归22年以来，从普粤之争到反23条立法、反内地水货客、反国教，之所以发生那么多争拗，从深层来看，一个关键因素正是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疑虑、恐惧心理。

过去几年，由于政改争议、“占中”，港人的对立情绪一度比较凸显。2013年港府宣布成立政改咨询专责小组，专门处理香港政改咨询，以针对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及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产生方法的改革。当时，港人普遍希望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所有立法会议员及特首，以达致“普选”。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831决定”，让港人对“普选”的过高期望落空。港人对北京的不满情绪亦达致一个高位，导致“占领中环”提前爆发，再演变为长达79天的占领行动。“占中”让香港社会陷入泛政治化，一些港人情绪不但变得敏感及激进，更蔓延对内地不信任，甚至产生“港独”风潮。

再之后，2015年出现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被跨境捉拿事件，让许多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2016年，在各种情绪驱使下，多个激进本土组织借声援旺角小贩及“向北京抗争”为名，动员过百人于旺角街头四处纵火、破坏警车及袭击执法人员，打开暴力的潘多拉魔盒，最终香港法院将事件定性为暴动。同年，香港立法会出现的宣誓风波，可视为部分港人对内地不满情绪的一个高潮。

随着特首林郑月娥于2017年上任，相较于梁振英时期，港人情绪有所缓和，社会局势曾一度趋于平静。对此，林郑用“这两年来相对平静的香港社会”来形容修例风波前的香港社会局势。但其实，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港人的疑虑情绪在继续积累。

过去两年，治港工作出台了一些积极举措，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内，“占中九子”案宣判，“一地两检”，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举措反映了北京主动维护“一国”底线及推动香港融社国家发展大局的初衷，也有助于香港摆脱眼下困境。

但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疑虑和防范心理，内地的“好心”反而被曲解为“恶意”，内地的积极进取被误解为要消灭香港的自治权利，这样的严重误会，使港人普遍产生一种被内地侵入的不适感，他们担心“两制”空间被挤压、香港被内地同化。

港府在修例时自恃占据司法公义，因为操之过急，点燃港人的焦虑情绪 。(Reuters)

修例期间情绪总爆发

论道理，港人在修例前的情绪累积和心理变化，港府理应有准确认知，并采取循序渐进策略，在推动修例过程中尽可能消除港人疑虑，事实上，在此期间，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一些可以有效消除疑虑的建议。但遗憾的是，不仅港府，中央治港机构也都未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修例时自恃占据司法公义，因为操之过急，点燃港人的焦虑情绪。

今年2月，港府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提交修订《逃犯条例》，起初共涉46项移交罪行，只给了20天的公众咨询时间。当时，多个团体指修订的建议是过于草率，认为将会影响外界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从而破坏“一国两制”。而商界亦认为修订《逃犯条例》或有机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建议港府应为商界及市民多作解释相关条例。但港府非但未理会各界的反对声音，去及时做好沟通解说工作，反而依旧以高姿态修订条例，随后，由于商界压力愈来愈大，才选择性地从提议中取消了9项可移交的经济犯罪。

再之后，修例进入立法会，建制派和泛民围绕选出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主席的程序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一度酿成“双胞胎”闹剧。面对立法会内的冲突，港府依然未给以足够重视，也没进行有效地调停、平息或解救动作，而是寻求绕过法案委员会，直接将修例送上立法会讨论，造成大规模社会反对，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纵观修例全过程，多位前港府官员及立法会议员曾多次向港府提出不同建议，让修订《逃犯条例》更易于市民理解。全国政协委员、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及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曾建议港府，将《逃犯条例》分析不同部分进行修订，一方面让修订过往更为顺利。而港府也可有充足的时间向公众解释《逃犯条例》，达致“双羸方案”。但港府未有接纳相关建议，最终导致《逃犯条例》爆发成修例风波。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府修例前，社会早有“反港府”爆发的警号，但港府实在是敏感性不足，未有察觉。翻查资料，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民意调查，林郑在2019年3月的支持度仍有50.9分，港府的满意度为负18.3%。到2019年5月，林郑的支持度急跌至44.7分，而港府的满意度更跌至负28%。在民意调查可以看到，在推行修例期间，林郑及港府是不断流失市民支持。但港府并未认识到民情脉搏变化，一味急于求成，最终让修例被人扭曲，落得失败下场。

不能忽视的“方法论”

从填补司法漏洞的公义行为，到如今的“寿终正寝”，修例成了“好心办坏事”的惨痛例证。这也说明，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由于社会认知的高度多元和港人对内地议题的疑虑、恐惧情绪，任何公共议题的推动，都应注意方法和节奏。

近数年，北京在治港方面密集地推出众多政策，可以看到北京迫切希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初衷。北京的初心并非如一些港人所想，是要破坏港人的经济、自由，甚至是颠覆“两制”。恰巧相反，北京是希望挽救香港经济停滞不前的现状，并让港人有更多发展机会，是希望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即解决香港的发展问题，又解决回归后的融合问题。只不过，由于陆港两地的生活环境及社会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加之近年来港人又不断累积不安情绪，尤其是一些治港机构和官员违反基本法的行为，终让不少港人成惊弓之鸟，对国家政策产生了抗拒心理。

经由这次修例惨败，港府必须彻底反思，今后施政必须掌握港人心理和社会脉搏的变化，并且注意出台政策的科学性。与此同时，在将总体治港路线从消极向积极调校的过程中，北京也要吸取教训，在日后的治港工作中，要花更大力气帮助港人了解内地，消除疑虑，只有做好这些看起来好像是细节的小事，才能让宏大的路线设计，在治港的政策实践中顺利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