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不要轻言“一国两制”破产（组图）

从最初的大规模游行和集会抗议，到如今接连不断上演的街头混乱和惊人暴行，香港全城已然被反修例的喧闹点燃。如今，针对港府、警方乃至北京的游行、集会、罢工、恶意阻塞交通乃至暴力破坏，几乎已成了香港每周末必会发生的“常态”，少数人丢弃国旗、污损国徽、涂抹纪念雕塑等离经叛道的行为，更是触怒了整个中国人群体。香港的示威者接二连三地制造社会危机，令街头混乱和社会喧嚣，让这场本该平息了的抗争不断偏离理性轨道，性质已被彻底扭曲改变，甚至让这座城市面临巨大风险。

自反对《逃犯条例》得到修订的街头示威活动开始以来，香港不同地区已接连爆发了多起暴力冲突事件，部分示威者无视法治的暴力行为令外界感到惊讶。（Reuters）

而在台湾甚至是西方国际社会等外界眼中，很多人对香港的反修例能发展到这个地步感到惊讶，进而片面认为，这样大规模的抗争，或许就代表了北京对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已经破产。这样的焦虑或许有其个中原因，折射了“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与挑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再如何唱衰、再如何“悲叹”，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整体而言，“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依旧十分牢固。

香港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演变出了一系列暴力冲突，而今的所有行动皆致力于更迭香港政府和冲撞“一国”底线的程度。面对这些行径，北京都没有轻易介入镇压，而是反复强调香港政府和香港警队的管治效用，这就说明，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实践层面，确实得到了有效保证。

坦率地说，外界之所以有此想法，无外乎是基于几种观察：一是香港主权回归后，陆港之间不时出现民间争拗，频发的摩擦在社会心理层面强化了港人的排斥情绪，也予人香港被内地侵入的不适观感；二是部分北京涉港机构和官员过往曾不当地介入过香港内部事务，包括越境执法，给外界留下了过度政治干预的负面印象；三是北京在中英谈判和《基本法》中承诺的香港民主普选，迄今尚未完全实现，当年占中运动的出现，更令香港政制发展陷入僵局至今；四是伴随北京近年更注重维护“一国”的取态转向，依法精准打击港独与融合发展并举的管治策略日益显露，改变了外界长期习惯的“一国两制”应当“井水不犯河水”的旧有印象，令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

若只是简单地看这些原因，一些人确实容易会想歪，由此开始担忧“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否已经走向破产，而这，也是港独思潮向来用以攻击北京和“一国两制”的主要依据。但如果能仔细深究这些原因，就会发现，问题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首先，陆港之间存在一些摩擦乃至冲突，对于“一国两制”框架下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来说，实在正常不过，其实根本没必要过度反应。在香港主权回归前的一百多年里，陆港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时间的积淀，导致它们之间形成了迥异的制度形式、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思维习惯和社群行为方式。

尽管这种不同甚至是隔阂，能够在“一国”的大前提下得到共存，但难免会彼此碰撞，激荡出各种涟漪，甚至是诱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风波。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没必要将这些可被理解的摩擦和纷争，扭曲夸大成“香港被侵入”。

最近以来，香港的周末常常是在暴力抗议活动的混乱中收尾，这种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密集的对峙场面，已让更多香港人开始不再同情示威者，并为此类行径感到忧虑。（Reuters）

其次，一些北京涉港机构和官员过往的不当介入行为，关于这一点，的确有其不妥之处，有些行为也的确背离了“一国两制”的设定初衷。在这一点上，北京未来需要更加约束和督促涉港机构和官员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过往所谓的一些“不当介入”，其实客观讲，既非常态，又主要是集中在政治层面，其实并未对“两制”的运行造成难以挽回的创伤，总体上而言，香港依然是享有高度自治。

就比如，香港的经济自由早已经呈现出了亟待反思的病象，其迷恋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价值观，导致了港府在维护社会公义及资源分配上责任严重缺失，更因此滋生了严重的深层次经济矛盾，但有意思的是，这恰好也能反过来印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在“一国两制”之下，未受到任何影响。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香港仍然是个拥有高度言论自由、示威游行自由的国际化大都市，法治依旧依然是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从今次反修例风波的事态来看，就早已说明，“一国两制”是得到了有效维持的。

在普选这个话题上，尽管现状的确不太尽人意，但理性来讲，并不能由此就草率断定，“一国两制”已因其破产。香港的政制发展如今未达到预期，无疑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香港社会同样负有责任，若不是香港反对派常年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待政改议题，甚至经常为反对而反对，致使京港之间曾经互信协商的气氛破裂，香港政制发展又怎么会陷入眼下这般僵局？

一个已属常识的现象告诉我们，政治历来是妥协的产物，任何罔顾现实的冒进，都只会适得其反。在香港推动普选，反对派也需要换位考虑北京的担忧和关切，毕竟，在希望香港尽快落实双普选这个《基本法》宪制要求的问题上，北京与其目标一定是相同的。

最后，北京如今已开始因应局势，调整了其治港政策和大方向，更加注重维护“一国”底线，甚至推出了不少帮助香港融合发展的政策，但一些人自感，如此举动就代表了香港“沦陷”或“被赤化”，这实在是禁不起推敲。

事实上，当年香港主权回归时，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看上去精炼而又充满智慧，但现在，它竟意外因“一国”和“两制”的内在张力，成了京港误解和冲突的基底之一，不少香港人甚至产生错觉，误以为与内地的全然机械区隔，才是“一国两制”的真谛。

因此，看到了制度隐患及其蔓延趋势的北京，正在努力纠正这种解读的偏颇，以正视听。这意味着，香港过去“井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状态，未来必须要有所改变，那种对于“港人治港”的随意解读和政治虚拟感，也终将沦为往昔。

这件事迟早会发生，毕竟香港已越来越习惯将北京释出的善意关在门外，这种不加掩饰地对抗国家执政党，并抗拒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蓝图中扮演角色的政治气氛，甚至连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都万分抗拒的社会心态，目前为止已经破坏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创举。故此，对于北京来说，强调香港的中国属性，并加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通联及一体化，早已具有了非常充分的理由。

反修例示威走到今天，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暴力破坏和分离主义色彩，反修例诉求反倒成了行为正当化的外皮。（Reuters）

实际上，只有“一国”愈发牢固，“两制”才会有更大空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不断展现的区别于过去的治港思路及方式中，其管治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将传统的被动式的“一国两制”，转化为主动式的“一国两制”，如果要换种比喻，即是北京要将区隔型、消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转化为融合型、积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而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好的具体案例。化传统为现代，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这种极具政治智慧的管治意识，和关乎制度活性的范式转移，其实才是对“一国两制”的最好守护。

由此，可以肯定的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社会的实践，尽管总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总体而言，这些都是微观的问题，并未妨碍到“一国两制”是否有效落实的宏观整体判断。

要清楚，香港是“一国两制”的中国特区，是一个才回归了二十二年的前殖民地城市，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出现了《基本法》规定的极端违宪情形，香港还是要实施“一国两制”的。这既是北京对香港的承诺，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还是大陆展示给台湾的统一承诺，更是北京对待香港事务最想要的管治构想。就目前陆港两地的现实差异来看，“一国两制”仍然是最适用于香港的管治策略，也是最具政治智慧的制度方案。因此，那些认为香港出了一点事情，就代表着“一国两制”快要甚至是已经破产的人，其实是对“一国两制”根本毫无认知，有如此想法者，其实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