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两百年中国之问 四中核心议题是什么

“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议题仍面临着诸多难题。（新华社）

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有两个核心命题，一个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诞生的“什么是现代化、怎么让中国走出绝境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一个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之问。

这两个时代命题有强烈的内核呼应，在今天“百年变局”的政治论断逐渐验证之时，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开始清晰，他将接力过去两百年仁人志士继续回答这两个历史之问，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份交上一份答卷。

最近，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最新著作《毛主义：一部全球史》得到了《纽约时报》的大力推荐，这位以研究“鸦片战争”在中国略有名声的学者对于“毛主义”的描述，始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传奇的“西行岁月”，涉及秘鲁、印度尼西亚、非洲、东南亚、印度和尼泊尔的毛主义，最后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结尾。几十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位有意识地继承毛泽东遗产的领袖。

蓝诗玲的“前辈”，真正让西方汉学开宗立派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曾在早期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看到毛泽东是如何领导“建立民主制，创建新生活”。中共军队协助农民劳动，帮助农民收粮食，组织互助种庄稼，办农村合作社，跟农民交朋友。从中国回到美国后，费正清在美国刊物《大西洋月刊》（现称《大西洋》）上写文章宣传中共在当地实行的改革：“一个旁观者感觉到最触目的一件事，是他们从中国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经济改善，这是作为他们立党的基础。”据此费正清提出预言：在蒋介石跟毛泽东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他开始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劝美国当局扩大跟共产党的交往。后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费正清的判断。

这是最早的西方学者基于学术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命题进行解答的尝试。

今年5月，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和周刊《华盛顿观察者》发表了《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的报导。称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

所以，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客，整个西方今天对于中国的观察、研究和对策，对“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的讨论，仍然保持在“毛主义—经济制度—文明冲突论”的路径中探讨。这固然也是一种观察模式，但是被西方视为“毛泽东继承人”的习近平，他回答“中国崛起”的视角更具有宏观性和顶层设计，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近现代史上的亚洲国家几乎都经历或正在经历“民族解放—经济腾飞—实现现代化”三部曲，中国也不例外。

如果说1945年中国实现民族解放，以1979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开始经济腾飞，那追寻“现代化”的议题则可以追溯更久。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古老的帝国开始走向崩塌，传统儒家教育出来的政治精英开始主动去反思如何“制夷”、“自强”，如何让国民从古老走进“现代”。

1861年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基础，清政府洋务派掀起了近代中国首次全国规模之西方工业运动，自此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

尽管这些政党、派系、主义以及领袖，彼此敌视，但是“怎么让中国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个议题，始终是这两百年中国历史风云激荡的核心问题。

两百年的答卷总要有人回答，这中间的波澜曲折很难几句描述清楚，无数挫折和尝试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给出“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断。因为当时历史背景，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和中国关系的思考停留在“民族解放”的维度。

1987年邓小平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开始从“经济发展”的维度去理解、完善社会主义。2012年被蓝诗玲称为“有意识地继承毛泽东遗产的领袖”习近平上任之后，社会主义和现代性的二元关系，正式成为习近平执政的理论基础。

今年10月中旬，也即中共建国七十年大庆后半个月，这个“百年大党”将在北京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当中南海公布四中全会召开时间以及主题的时候，坦白讲，即使中共的喉舌媒体也只是机械地转发新华社报导，根本上并没有明白“社会主义”与“第五个现代化”这两个主题的重要性、历史性，更遑论中国的普罗大众。

此次四中全会从召开时间来说，因应2018年1月、2月“意外”连续召开的中共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至今四中全会中间空期一年半有余。根据惯例，中共每年要召开一次至两次中央全会，因此，四中全会也就被认为是一场“被延期”的会议。对于极其讲究规律性与传承性的中共来说，这种不规律的安排也就给外界造成一定的想像空间。之所以说“被延期”，是因为四中全会其实是符合中共中央全会9月、10月召开的惯例，只是因为十九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要赶在当年全国两会之前通过修宪和机构改革草案，出现提前召开的缘故。

2018年3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摆上台面，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打”与“谈”成为两国互动的主要基调。内部从中共历次会议的表述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社会情绪也在随之波动，外部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不仅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施压，还有被扰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在国际关系变动中催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宏观国际形势到微观民生议题，从外部挑战到内部压力，与其说期待四中全会，不如说各界希望看到来自中共全党的意志如何应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系列问题。

但是，外界所关注的实际只是较低层级事务层面的问题，无论中美贸易战还是香港局势，尽管重要，但都不是中国政治的决定因素。摆在中南海决策层案头，真正的格局是放在顶层设计上，是那个在习近平过去七年中不断重复、强调的“走什么路，打什么旗”的核心议题。

根据中共通报，此次四中全会议题大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工作汇报，即由总书记代表政治局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做报告，这是历届中共全会的惯例事项；二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可见。此次四中全会主要议题不再是聚焦党建、经济某一具体领域，而是直接拔高到“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顶层设计上。习近平如何看待中共、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中国的政治思想，将在四中全会上得到具体呈现。

这不突兀，毕竟2012年至今，习近平的政治理念轮廓在不断清晰，“社会主义”、“大变局（风险）”、“第五个现代化”是过去七年贯穿中国内政外交的主线，是包括反腐、扶贫、意识形态、外交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撑点。社会主义是习近平的政治底色，大变局是习近平的政治判断，第五个现代化既是习近平的改革手段，亦是阶段性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