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中西论战中有多少可用“理论武器”（图）

“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个政治判断不会因为香港、中美的“热闹”发生偏移。从最近习近平在中国地方视察，一系列强调“红色江山”、“斗争哲学”、“社会主义”的表述来看，这位红色后代出身的中共领导人，在他未来的任期内将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正本清源”，对“社会主义”将再度丰富、对理论武器库不断补充，“红色政权”的属性将会加速“重回”这个社会肌体内部，而今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可能是那个“肇始”。

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多元化，习近平如何对中共执政“理论武器”进行继承发展受到外界瞩目。（新华社）

东西方理论冲突前线 社会主义武器库“空空如也”

当这个世界在走向混乱和无序的时候，总伴随着各种思潮萌芽、蓬勃与对撞。人类思想的精粹也往往诞生于大混乱的时代格局中，春秋的“无义战”造就了诸子百家思想的蓬勃萌发，宋明之际王朝秩序的破坏、民族压力的激化催生了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发展，一战、二战更是人类思想跨步前跃的时代。今天我们就再度见证这个“变与乱”的世界，中美贸易战、印巴冲突、日韩经济矛盾、朝核危机、南海争端、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拉美多国经济崩溃、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背景乐”已经发生变化，“冲突”重新成为主旋律，这直接体现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之上。今年5月美国政府基于“文明冲突”认知的对华外交战略，也再次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现实，白宫将中美当前矛盾界定为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此制定对华全面应对战略。美中矛盾不同于当初的美苏矛盾，因为美苏矛盾是“高加索人”（西方人）之间的内部矛盾，而美中矛盾则是“高加索人”（西方人）与“非高加索人”（中国人）的矛盾。

“文明冲突论”不被北京接受，中国是一直秉持批评这种观点的态度。即使是依附于中国体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中美冲突难以称得上是“文明冲突”，但本质上是“制度冲突”，是意识形态和理论冲突。而这场战争，相比政治经济前沿的“工具箱”，中国的理论武器库乏善可陈，这也是习近平最大的“理论危机”，如果他真的能够戴上“毛邓习”或者“毛习”的“王冠”，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破局、阐述，不得不做。

出现理论困局首先是1978年以来中国人四十余年轻视理论的结果，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之后，本就因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策错误而遭受重创的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在经济大潮下“脆弱不堪”，无人关心，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式微，解释力下降。伴随打开国门看世界，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社会多种思想肆意生长，彼此冲突，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共识，而且从不同的立场形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构。

本刊此前曾在CN030期专题栏目《文人为何重掌笔杆子》一文对此总结为，因为官方丧失在理论上的话语权，导致对于政治实践的解释，呈现出完全的两极分化，四十年里中国社会内部的左右冲突是极大的，这也被称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后三十年的冲突。围绕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共内部形成“左”与“右”的对立，老左派（毛左派）与改革派对立，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之争，以及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重新崛起，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而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困于当时的现实和理论的困境并无能力对此加以弥合。

中共理论困局的出现还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摸著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虽然能够解决当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无助于理论建设。这有当时的时代必然性与必须性，但是不能一直这样。邓小平之后的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者没有能力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制度重新注入活力。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政治上相对保守，使得政治、经济两个体制之间出现错位。随着经济和政治二者之间距离的拉大，迫使以邓小平理论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陷入自我背离或左右夹击的处境，中共理论的解释力于是逐渐下降。

2018年，在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Marxism）大会上，哈佛大学的中国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会议现场直言，马克思主义还不如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力大。他毫不客气地谈到中国严重的污染、文革等敏感话题，令现场极为尴尬，无人敢出声应对。对此，当时香港媒体的评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窘境，折射出中共的理论创新不力。中共过去十几年不断面临执政危机，问题在于理论无法指导实践”。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有这样一句话经常被忽略，即“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马克思主义的式微，正是中共意识形态衰落、理论陷入困局的直接表现。

挑战还将继续 习时代社会主义再度“中国化”

如果翻看2015年至今习近平历次参加的中国内部大小会议，或者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简报，都会发现“国内所面临的挑战仍然艰钜”是最高频出现的词汇。挑战艰钜吗？艰钜，反腐败、金融风险、经济结构转型、保就业、中美贸易战、香港局势、两岸议题等，大时代中，挑战总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中共作为一个庞大的执政党，它的官僚体系，它的“条与块”，完全可以支撑这个政府应对这些事务层面、低层级的挑战。

但是理论危机并不是那么容易克服，与西方的“文明战争”，价值观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内部思想与社会价值观的统一……这是一场无硝烟的高维“战争”，需要大量的政治实践，需要总结的能力、魄力，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层出不穷，哲学家，尤其是从政治实践中总结，并将理论重新运用到实践且能成功的哲学家，屈指可数。

对于习近平，他所面临的理论危机和挑战，与毛邓时期相比丝毫不少。共产党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通过把握中国崛起的机会在东西方之间完成自鸦片战争以来全球范围内最根本的一次范式转移，这些不仅决定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决定了未来世界格局，还决定了人们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这就必然需要一个思想体系，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完善、解答中共以及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习近平有这个机会。

因此，今年10月的这次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可能是社会主义在习近平时代再度“中国化”的加速开始，中共理论武器库重新装满与西方“论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