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三大现实因素交互作用 中共吹起文科改革集结号（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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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重理工轻人文教育的内地，随着近些年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愈发感觉到人文教育的虚弱与不断崛起的经济实力越来越不相匹配，而这也造成了人文吸引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缺失。要打造与大国崛起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必须拥有全新的、高质量的人文教育。中国的“新文科”建设，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新文科”背后的现实诉求

实际上，“新文科”这一概念由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于2017年率先提出，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最近，11月3日，由中国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简称《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这意味着一场或将影响深远的文科教育转型正式开启。

从《宣言》中所述，新文科建设除了包括学科重组、文理交叉的含义，还多了几层现实政治的诉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介绍，“新文科”就是“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文科人才；培育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追根溯源，新文科建设在中国内地最早于2018年8月便初现端倪。当时，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里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随后，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中国教育部随后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从此，山东、天津、上海、河南、江苏等各地教育领域开始探讨新文科。而随着11月3日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内地正式拉开了全面建设新文科的大幕。

不学西方不照搬苏联 中国告别文科教育“亦步亦趋”时代

透过此宣言，可看到北京推动新文科至少有三个现实因素考量。其一是，直面和解决长期以来文科教育体系照搬西方模式走向专业化、碎片化困境。这是从学科教育本身的规律来说。中国古代并没有学科分类的观念，经史子集的说法也只是对图书的分类，而现有学科分类体系——文理工医，以及人文学科内部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学，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分类，基本上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欧美的模仿，甚至一度提倡在高校中尽量使用西方原版教科书。

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内地学科体系是照搬苏联模式——重理轻文，以适应建国初期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学习西方学科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人文教育的轻视，但由于人文社会学科总体水平比较低，而且沿着西方“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论路径，走上了专业化、碎片化的困境，不仅学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细，而且学科之间、学科内部不同细分领域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难以跨越，知识创新受限不说，也丧失了人文学科关照精神世界、回应现实社会的价值和担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更新，科技和社会各方面都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也进行着文化教育和学科上的新探索，中国亦步亦趋、尚未学到家的西方学科体系也日渐捉襟见肘，不得不谋求革新。习近平曾说“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因此，他希望“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正是今天中国内地“新文科”建设的现实背景。相较而言，香港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固然处于世界一流，但比内地更加缺乏回应现实关切的能力，也更缺乏革新意识。

改变中国文科人才与国情脱节的现实

其二，从教育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现实来说，是人文教育与内地国情不相适应的问题，中国需要建立与2017年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人文教育。中国从历史传统到政治建构、社会文化体系都不同于西方社会，照搬西方既有学科体系背后的价值观念是要求向西方看起，将中国社会过度西方化。

然而，不论是从中国历史传统来说，还是中共执政的社会主义政治现实建构来说，西方化的学科体系，既不够中国化，也与中国政治现实相龃龉。这也显得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几十年，尚无法对中国现实提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遑论理论指引。人文社会学术整体滞后于现实，成为人文教育领域的基本矛盾。而立足国情的学科体系，中国至今未能建立起来。人文学科领域或者向着西方学科亦步亦趋，对中国社会现实持疏离或批评态度，或者固守在保守老旧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窠臼中顽固不化丧失解释力，又或者“为学术而学术”退守到象牙塔之中与世隔绝……内地人文社科领域在国际上竞争力极弱，凡此种种问题之根源，在于与中国国情的脱节。

因此，新文科建设宣言中说，中国需要“立足国情”的人文社会学科，以回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这也埋下了今天人文社会学科重构的伏笔。

过去几年，中国教育部门也几次要求高校整顿“照搬外国教材”、重塑学校管理方式的问题，开始了推动高等教育的中国化。在此过程中，外界不乏对意识形态化教育而侵蚀学术自由的批评，整顿“照搬外国教材”也确实应警惕宁左勿右和陷入排斥西方的误区，但总体上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以建立适应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新学科体系正在路上。此次《宣言》中说“新文科”是“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文科人才；培育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正是吹起文科改革的集结号。

中共欲重建“中华”文化自信

其三，在国家崛起的背景下，不断增长的硬实力和持续虚弱的文化软实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拉大，内地亟待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实现真正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困扰于国际话语权微弱，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成就，文化软实力的差距让中共更加重视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只有具有了与中国大国实力相匹配的人文社会学科，才能讲出好的中国故事，才能有更多话语权。

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强调增强理论和文化自信，2016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说，“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今次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不仅在2035年远景目标，还是十四五规划建议目标，都有关于文化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中国建立和发展“新文科”的重要现实背景。

此次《宣言》教育部更是将高等人文教育视为“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的战略引擎，需在世界舞台、国际坐标和全球格局中谋划发展与改革，参与竞争与治理。从客观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科技发展迅速，社会变革发生在方方面面，世界格局积极变动，其中最大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这被中国高层感知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适应中国崛起的“变局”，急需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支撑。

教育部推出的“新文科建设”正是对中共几年来所孜孜以求的重塑意识形态、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回音。其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当然，过往教育改革中的弊端要引以为戒。尤其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几十年确实过于西方化而忽略本土关怀和经验，改革过程中进行适度纠偏有其合理性，但也要避免予人排斥西方文化的观感，要做到中西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去芜存菁，构建更能面向未来挑战、让人更加心悦诚服的新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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