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美国大选看“选举安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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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选举社会。每天在国会两院、州议会、市议会、郡县议会、社区都会产生无数的大小选举，这在理论上既是美式政治下人事制度的写照，也是“美国民主”的一种体现。美国各层面的选举往往定期举行，实行公职人员任期限制与更替，在总统选举中实行“胜者全得”与“单一代表选区”并行的规则。可以说，选举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通过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数量庞大，这些人构成了社会和政治治理的中坚。其中，总统选举是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庞大、体系最复杂，需要进行全国性动员的国家级政治活动。同时，选举安全日益成为联邦政府、各州、各层级政治精英关注的重点。

由于优越的地缘环境，美国选举基本不用担心“外敌入侵”这一战争风险。武力的作用往往停留在对候选人安全以及选举场所的保卫上。在网络以及电子投票普及的当下，“网络安全”以及“信息安全”往往成为选举安全的重点。除了拥有综合一流的实力，人员庞大的“反间谍”以及“反情报”的特别力量外，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是联邦层面上负责选举期间网络安全，防范反美势力进行网络攻击和黑客病毒攻击的专业机构。各州的选举则往往由州警察或民兵武装以及专职的技术力量进行保障。

选举安全首先是保护重要选举人/候选人的生命安全。其实，早在1913年国会就立法将总统保护永久化（无需每年授权），同时授权对候任总统提供保护。1917年国会立法规定“威胁”总统人身安全为一项联邦罪行。为了保障选举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部下属特勤局、司法部下属FBI、反间谍力量、安全力量以及庞大的涉及网络安全的文职人员，各州警察、民兵武装，各党派所拥有的众多组织化的情报力量都参与了这一规模空前的安全保卫中。

然而，作为全球一流的技术大国，其在选举基础设施以及安全保卫上确实存在漏洞。2016年所谓的“俄罗斯网络攻击”暴露了美国投票系统的漏洞。黑客对所有50个州的选举网络进行了“研究和侦察”，破坏了至少一个州的注册数据库，攻击了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并感染了一家投票技术公司的计算机。设备老化与陈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大多数州的电子投票和制表系统已经使用了至少十年，一些设备甚至不再制造。有选举官员报告称，他们必须去ebay寻找替换零件，这本身构成了安全威胁。此外，选举注册数据库同样过时，数据经常在不受支持的软件上运行，该软件可能不会收到常规的安全补丁，并且可能更易受到最新的网络黑客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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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各州普遍在使用不受独立安全认证约束的电子民意调查书。每次选举，糟糕的投票设计和机器故障都会导致混乱，民意测验的时间过长以及由此产生不断曝光的投票失败令人匪夷所思。这些问题对经济缺乏活力，设备长期难以更新的贫穷州和中部州选区的影响最大。对此，非政府组织——布伦南中心（Brennan Center）曾经概述了美国可以采取的全面改善选举管理的步骤。包括更换旧投票机、升级选民登记数据库、对纸质选票进行彻底审核、进行定期风险评估以及修复选票设计缺陷；支持国会同意为各州提供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金等。

在州级层面，选举的安保依旧严格。各州政府需要提前制定选举安全和行动计划，设立专门的选区管理科，为民众和候选人提供竞选服务，更新投票系统并提供技术支持；制定邮寄选票的安全保障措施；维护仓库安全；为基础设施供应商身份保密；维护选举夜的安全；防止选举中发生异常的无线电活动等。规定州政府及警察部门优先考虑人员安全和保护，其次是考虑保存选票，设备以及设施。同时注重保护好选务办公室安全、选票安全、投票中心安全等。规定一旦遇到紧急事件，则立即停止所有投票，民众应尽快撤离设施，不应该给等待投票的选民再发放选票，已投票的选民应将选票放入选票箱内，未投票的选民可以将选票交给选务官员，鼓励在投票亭内的选民尽快完成投票；选举官员按照投票结束后的惯常做法，在宣布紧急情况之前将所有选票封好。紧急撤离时，选举官员应尽可能保留选票箱中的所有已投票选票（包括邮寄投票和临时选票）、一台登记用计算机、空白选票，还有一台现印选票的打印机；选举委员会成员应遵循选举办公室、技术支持团队或执法部门的指示。这些指示可能包括布置完全撤离设施，在附近位置建立一个临时投票中心，并附有方向指示牌（如有），提醒选民注意投票中心位置的变化等。可以说，在联邦以及州级层面上，对选举的安全是有准备和应变计划的。

基于对俄罗斯干预的恐惧，特朗普本身异常注重选举安全。之前，特朗普在竞选胜选后受到长期的“通俄门”调查，尽管这种调查最终证明是子虚乌有，但调查消耗了纳税人巨额的金钱。2018年9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干预美国选举的外国公司或个人实施制裁。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称这项法案表明选举安全是总统的优先任务。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称这项法案有利于阻止任何虚假宣传或企图操作选举结果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将负责决定和采取适当的制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冻结资产、限制在美国金融机构的准入以及禁止美国公民投资相关企业。这一行政命令是威慑外国敌对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法律工具。可以说，美国政府将选举安全的主要防范对象指向了外国。

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但“选举安全”依然是美国政治精英的现实忧虑。2020年9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 警告议员，俄罗斯在社交媒体、国营媒体以及通过各种代理人的努力“非常、非常活跃”。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和伊朗在以黑客手段侵入美国数据库的同时设法获取了选民登记数据。兰德公司的William Marcellino |、Christian Johnson在专门的报告中就宣称发现了俄罗斯主导的与2016年干预美国选举一样的网络行为模式，“外国势力”力图用网络媒体影响民众的政党偏好；俄罗斯通过“网络喷子”和“超级联络人”实施行动，“网络喷子”似乎还参与了通过提升标签热度来支持候选人的行动，通过特定的网络社区来影响民众的“政治偏好”。但对于本届美国大选被操纵的指控，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联合其他选务官员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投票系统在总统选举期间被篡改，本届选举甚至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一次”。这种说法招致特朗普的严重不满。

11月17日晚，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开除CISA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Chris Krebs），称对方最近发表的关于“2020年大选安全”的声明非常不准确，大选其实存在大量不当和欺诈行为——例如已去世者投票、共和党观察员不被允许进入投票点、投票机出现故障，给特朗普的票变成拜登的票等等。总而言之，特朗普认为选举受到干预，自己被“黑掉了”。同样，特朗普对掌控FBI以及检察人事的司法部长巴尔也多次流露出不满。此前12月初，巴尔曾经宣布“没有发现范围达到或将改变选举结果这一程度的舞弊现象”。这一样招致特朗普的厌恶。在2020年12月14日，美国选举人团最终确定拜登当选后。特朗普宣布司法部长巴尔辞职，巴尔深刻地明白选举带来美国的分裂，在辞呈呼吁提振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任。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堪称史上最焦灼、斗争最复杂的选举。在选前，负责情报和选举安全官员警告说，这一次，对选举的攻击不会在投票结束时停止。相反，这些袭击将持续下去，可能至少持续到2021年1月20日总统就职的时候。美国反间谍官员今年8月开始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三巨头”的影响发出警告称，美国需要反对勒索软件的袭击、新的黑客行动、暴力犯罪等因素对选举安全的影响。

尽管特朗普在部分选区和州获得了胜利，但在总体上不敌拜登，出现“强人”但“弱势”的局面。面对选举颓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声称中国黑客已将大选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宣称中国“希望特朗普大选失利”。特朗普指控拜登及民主党高层“涉嫌舞弊”，尽管有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作为私人法务顾问，但是依然难以拿出有效证据在司法诉讼中取胜。多个法庭法官驳回特朗普的指控。因为没有证据，特朗普的律师经常在庭前陷入困境。

特朗普指控民主党涉及违反选举规则破坏选举安全的事项包括：篡改选票、死人票、非公民投票、选举欺诈、拜登“曲线”、中国“介入”投票系统、黑客入侵选举系统、没有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得以正确统计、共和党监理员被禁止入场等。特朗普在防疫上的失职使得美国民众蒙受巨大的灾难。选举本身是一种政治淘汰，然而在悬殊的票数面前，特朗普依然动用包括行政、安全和法律等途径力图阻止拜登当选。特朗普不切实际地指责竞争对手，并无依据地指控舞选举弊，选举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可以说，为了选举利益和个人的政治前景，特朗普并没有“诚实”地遵循美国民众意愿，反而一再动用公权为己巩固权力，鼓动“民粹主义”造势，其实这才是选举安全的“威胁”。

通过技术防范，基本可以对冲他国网络攻击构成的潜在威胁。事实上，美国总统选举的安全威胁主要在于“政治的极化”，能够制造选举“安全威胁”因素的正是政治精英本身。其固有的党派利益以及对权力的滥用才是威胁选举公正与安全的根源。一些政治精英为了个体的权力欲望不顾总体民意，利用权力动员“民粹主义”造成选举的动荡与社会分裂对峙。美国2020年选举反映的不仅是社会分裂和精英“内卷”，也反映了党派分裂和政治、社会的“原子化”。传统的政治美德和伦理面临崩溃，美国社会与政治本身在酝酿着强烈的“反美主义”，并在疫情的催化下激化，激烈的党争演变为暴力的街头流血冲突，以往选举中不多见的民兵武装势力居然能够上街“造势”。这一切景象，理论上只能在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和“失败国家”上演，而如今切实地成了美国的“街头风景”。

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次选举是2016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党争的继续。选举的安全问题不再是“俄罗斯黑客”，而是两党政治精英对对手党执政风格和美国选举制的“反抗”和“挑战”。两党治下，民众的选择面并不多，非此即彼的选择使得无论精英还是政党本身都面临高淘汰的风险，而在政治极化以及网络安全业已深度融入选举进程的现实下，无论是谁胜选都会被指责为“舞弊”，都会受到对手党的诉讼和司法调查，都会有党派的拥趸走上街头，夹杂着民粹主义的聒噪，一轮又一轮地刺激着美国和全球民众的神经。选举暴露出了美国民众对政治的热衷和对政治制度的“反抗”，反映了美国社会道德和身份认同的危机，政府政策日益远离民众福祉，伟大的美国民主精神并没有酝酿出真正伟大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

2020年的政治选举是美国政治选举史中的标志性事件。竞争性政党在全球化的渗透尤其在后发大国的竞争压力下，越发难以保持“战略定力”，富有领导责任的两党却脱离传统的美式民主规范转向恶性党争。美国政治本身在酝酿自己的对立面，从政党选举的模式、走势和结果来看，美国政治正面临蜕变和衰败的风险，而这一切又带来了选举的动荡和不安。

在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外部势力介入美国选举的情况下，美国选举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政治精英内部不遵从民意，并用权力动员民粹力量“质疑”选举的民主程序和公民的民主投票。按照美国的选举规范，在选举行将结束之际，往往需要专业机构评估外国势力对选举的影响。面对选举的败局，特朗普正在聚合力量有将矛头转向“定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干预”的倾向，而且这一趋势越发明显。但事实将会进一步证明，美国的选举安全挑战并不在于自保有余，进攻不足的俄罗斯；不在区域逞强，欺软怕硬的中东“雄狮”伊朗；不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中国；也不在于迷信“不对称优势”的朝鲜。选举安全威胁在“萧墙之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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