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数百员工被封公司，8天后政府派300辆车送回家（组图）

2022年3月9日，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在做完5轮核酸检测后被确诊为阳性患者，我和公司几百个同事被封锁隔离在单位。在经历一开始的兵荒马乱之后，我们逐渐适应，原本14天的隔离也更改为7+7的隔离政策。

在公司的睡眠设施

在单位隔离的第8天，我乘坐着政府为我们统一调拨的300辆出租车中的一辆，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回到了温暖而熟悉的家中。

从公司回家的当天

我居住在浦东世博板块的一个老小区，这里生活气息很浓，闲时可以去滨江边散散步，也可以旁听上海大爷大妈唠嗑，周围能买到咖啡，也可以吃上南第一炸。在这附近住了4年多，我喜欢这个地方也找到了归属感。

这一轮疫情暴发后，3月24日，浦东部分街道开始实施封闭管理，平时很熟悉的地方突然变得陌生起来。

我所在的小区人口密度大、房龄老、老年人比较多。排队核酸的过程中，常能看到由家人推着轮椅出来做核酸检测的老人，因此我们小区核酸检测时，除了智能手机上的健康码之外，工作人员手里必备“喵喵机”，它是根据身份证号打印出纸质二维码跟进核酸信息的工具。这样的人口特性无疑考验着基层的领导组织能力和灵活性。但疫情发生后，我们居委会给出的答卷不能令我完全满意。

小区周围夜景

举个例子，安排小区居民做核酸的通知很多时候是突然来的，一开始也没有分楼栋、按楼层通知，而是通过扩音喇叭在小区公告，有人听见喇叭声音了就下去，有人看排队的人多就晚点下去甚至没听见通知就不去了，也没有人管，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无组织、无纪律”。

当然，随着核酸检测次数的增加，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大家有楼长的概念了，核酸检测前，楼长会到你家门口敲门，告知你该下楼做核酸了，但因为很多人在居家上班、居家网课，不太可能一通知就做到即时响应，所以实际也是挺乱的。而这种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令人难以长久忍耐。

另外，3月28日前的某一天，浦东尚未完全封控期间，我还去了一趟居委会，因为我的深龋填充材料掉了，如果不能及时补上，很容易整颗牙就废掉，也很容易牙髓炎，痛不欲生。我自己联系好了医院和医生，带着我的核酸阴性证明找居委会办理出入证。没想到当时三个大叔，坐在办公室里抽烟，吞云吐雾，跷着二郎腿听完我的情况，一个跟我说：特殊时期，你忍一忍；另一个贡献了一个土法：含着大蒜杀菌......这种工作态度真是令我无语。

批评是容易的，不过我觉得除了批评，我们还应该有所行动。鲁迅说过，我们中国青年要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深以为然，与其在家抱怨这个那个，不如出门发光发热。

小区志愿者

我的工作机动性比较强，只要把每天的工作做完，时间安排比较灵活。因此，我报名了小区的志愿者，一方面我希望当志愿者收集更多信息帮助自己采买物资；另一方面，我也想为社会做点贡献，看看能不能通过切身参与的方式发现问题的痛点，进而做点改变。

当志愿者的第一天，我从居民立场转换到了社区工作者的立场，深刻感受到了他们不容易，尤其是在有防护的情况下，其实外部传来的声音都很缥缈，人跟人讲话要隔得很近才能听得到。

因为是临时组建的队伍，也遇到一些沟通不畅的问题，我还看到了疫情之下的众生相：有的居民说自己有特殊情况，想优先做核酸；有的居民看见防护服就紧张，让我们不要靠近；还有居民则是死活不出门，拒绝做核酸或者要求上门做核酸.....当然，绝大部分居民都能配合理解工作。

在这几天的志愿者工作中，我也分析了一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效率更高，能让居民生活最小程度被打扰的方法。比如我观察到，在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中，楼组长这一环发挥着重要作用，他需要将街道层面的安排和通知传达到楼内居民，也需要摸排本楼情况，将有特殊情况的居民汇报给街道，让上级部门统筹规划。

但因为我们小区老年人口比较多，楼组长年龄普遍较高，很多人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我认为可以从楼中的年轻人中挑选副楼长协助楼长，一些信息化的操作由年轻人完成。

说到信息化，我认为在核酸检测前，根据以往经验排一个各楼栋做核酸的大致时间表，提前分发给居民，让居民心中有数，提前安排好自己的事，这样可以提高核酸检测效率，减少大家出门的时间，避免因为核酸检测排队聚集导致的疫情传播。操作执行起来也并不复杂。

我把这些建议汇总，发进了我们的志愿者群，有一部分“愿意站起来”做事的朋友响应了我，我们也开始进一步行动了。另外，疫情之下，我们的邻里关系也更紧密了。我和我的邻居就从原来不相往来的状态，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志愿者战友，我们还约定，疫情结束，要一起去迪士尼。

居委会分发的蔬菜礼包

前天，居委会给我们分发了蔬菜礼包，品种非常丰富，有土豆、黄瓜、韭菜、藕等，暂时不用因为抢菜而烦恼了。的确，这波疫情来得非常突然，让许多居民始料未及，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发，我喜欢的上海很快就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