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亚裔美国人为何成为种族主义暴力的攻击对象（图）

这样想的并不止我一个。

在关于陈果仁被谋杀的影响的纪录片《谁是陈果仁？》(Vincent Who?)中，法律学者吴华扬表示：“在陈果仁案之前，可以说没有亚裔美国人这个概念。”这句话的意思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亚裔并不认为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点。但是像“永远的外国人”这样的刻板印象暴露出我们在歧视面前的共同弱点，也将我们团结成一个群体，无论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意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基于种族的。

今天，种族——而非民族或国籍——似乎也解释了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反亚裔暴力事件的激增。在全国各地，亚裔美国人的袭击者似乎并没有区分亚裔美国人和亚洲国家的人。但在1982年，在底特律身为日本人是具有贬义的，不但有经济原因（日本人为了将自己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强国所做的努力），也有种族原因。这些紧张局势恰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表现为去工业化的加速。今天，美国面临一个强大的亚洲竞争对手，为反亚裔攻击奠定了基础。

1970年代后期，克莱斯勒汽车的困境标志着国内制造业全面衰退的开始。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工业首次超过美国。克莱斯勒在1979年获得1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才免于破产。1985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决定不再延长日本汽车进口的自愿配额，理由是需要“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今天的亚洲对手不是日本而是中国。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发泄说：“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作为总统，特朗普明确地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来激起反亚裔情绪，这个词不出意料地成为了泛指亚裔的诽谤性叫法。

他们的叙事是这样的，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这都要归咎于中国，而不应该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拙劣不力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的目标是迅速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谴责中国并发动孤立主义贸易战，特朗普为他的其他经济议程——放松管制和大规模企业减税——提供了掩护。

拜登总统敦促从过去政府的失败政策中撤退，虽然他的劝告没有那么夸张，但仍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的担忧。

在2022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拜登承诺“改变美国，让我们走上一条赢得在21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的道路”，仿佛中国对摧毁工人阶级的命运尤其负有责任。他呼吁国会通过《两党创新法案》，法案中包括补贴国内半导体生产。

“怪不得中共真的在游说——通过付钱给游说者的方式——反对这项法案的通过，”拜登上个月说道，他似乎在暗示，导致去工业化的过错方是共产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将反亚裔暴力本质上视为种族问题，所以我们倾向于寻找反种族主义的解决方案，例如新的仇恨犯罪立法，但这可能无法充分解释暴力背后的经济不平等。2021年，拜登签署了《新冠仇恨犯罪法》，使上报仇恨犯罪变得更加容易，并加快了审查过程。然而，根据纽约亚裔美国人律师协会今年发布的一份纪念陈果仁的报告，纽约市同年报告的233起反亚裔袭击事件中，只有7起承认犯下仇恨犯罪。

1982年，陈果仁不仅仅是日本汽车工人和高管的代罪羔羊。那些曾经稳固地处于中产阶级的人迅速跌落，陈果仁也成了他们生活一落千丈的代罪羔羊。今天，亚裔美国人不仅是习近平或搞两面派的中国CEO的代罪羔羊。在市场驱动和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们还为一种正在消退的幸福感背锅。只要关于中国的种族主义“黄祸”信息继续存在，并被允许用来掩盖在美国造成代际分裂和疏远的深层结构性力量，反亚裔暴力将继续存在。我希望陈果仁成为逾期正义的更强有力的象征——不仅对亚裔美国人，而且是对所有知道自身价值超越了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索求的美国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