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反修例看百年剧变下的中国短板(图)
香港反修例游行朝着极端暴力方向演变,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布会呼吁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李泽彤/HK01)
当李鸿章面对摧枯拉朽的清王朝说出那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可能很多人认为言过其实甚至是毫无知觉的,如同习近平面对今天变幻莫测的世界说出那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也不可避免遭遇多数人的不解、低估甚至是扭曲。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许只有经过时间的荡涤和实践的检验,回过头来看,人们才能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和分量。这是习近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的阶段性判断,也是世界各个角落都正在发生且即将共同面对的世纪命题。
专制、落后、不文明……虽然中国早已不再是被八国联军蚕食时的“东亚病夫”,而且经过百年的艰难求索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不少抱持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人看来,中国依然是专制与不文明的代名词。而这样的刻板成见,始终主导著香港和台湾民众对内地的认识。整个六月至七月香港发生的反修例示威游行,以及频频演变为暴力冲突,也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与较量。“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习近平推动中共党内反腐整风运动之际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同时还有一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大变局之下,中国究竟该如何让“自身硬”,进而更好在百年剧变中扮演好自身角色,香港人心回归之难和反修例事件无疑是一面镜子。
内地在社会治理上的落后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019年6月的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为8.61分(10分满分),是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中国人”的认同感则降到5.87分,是回归二十二年来最低。
中国人认同度变化的背后虽然有着港人自身的原因,如缺乏中国历史意识的年轻一代逐步成长,关键还是与近十年内地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事件有关,这些事件普遍被视为与内地的法治腐败及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密不可分。
影响比较大的如2008年毒奶粉事件,不仅暴露了内地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导致无数内地人到香港抢购奶粉,让奶粉供应一度短缺,港府不得不出台奶粉限购令。之后内地又接连发生地沟油、毒馒头、问题疫苗、雾霾围城等一系列负面事件,港人对内地观感不佳,可以想像。
更让许多港人耿耿于怀的是多宗政治事件,影响较大的有持续多年的艾未未事件,之后的广东乌坎事件、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事件、李旺阳“被自杀”,以及刘晓波病逝等。尽管这些事件在内地因为舆论管控并不广为人知,但可以肯定每起事件都侵蚀了香港人对内地司法等制度的认同。近些年因为执法过度而发生的高瑜案、浦志强案,以及时常上演的“电视认罪”,也很难获得港人认同。
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人的国家与身份认同》追踪研究资料,一直以来,港人对内地公安部门的认知极为负面,这就更加深了港人对内地司法的不信任。尽管修改《逃犯条例》与绝大部分港人无关,但这些顾虑并不能说是杞人之忧。一些学者就认为,内地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往往会让香港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比例下降,这种说法在香港社会很具代表性。部分内地舆论指摘港人“数典忘祖”或“背叛”,是错误的批评。
事实上,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变化,不仅受殖民地历史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和内地社会治理水平与法治状况密不可分,盲目要求香港人用积极态度从内地过去几十年的巨大进步来理解内地,并“体谅”其发展阶段,实在是有些不切实际。
如果说上述事件产生的是“跨境”影响,那么2015年发生的“铜锣湾书店”越境捉人事件,就是实实在在地跨过“一国两制”的底线,让香港人开始对内地官员是否还继续遵循《基本法》定义的“一国两制”产生普遍担忧。内地司法部门面对香港市民和官员质问时“拒绝”响应,就更让人心寒。
铜锣湾书店售卖的大多是靠耸人听闻的标题博取眼球的出版物,虽然内容可信度不高,只求满足读者主要是内地游客的猎奇心态,但毕竟是香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一种象征,不容忽视。在这起事件中,内地官员缺乏涉港工作的政治意识和对《基本法》的尊重,认识不到“一国两制”的严肃性和香港的社会现实,竟然发生“跨境捉人”的严重违法事件,极大地冲击了港人的信心。
铜锣湾书店事件虽然只是涉港事务中的个案,但它和《基本法》第23条立法、修改《逃犯条例》一样,直接插入港人最担忧的领域,构成在讨论“一国两制”或研究陆港关系变化时,证明“两制”司法边界遭到侵蚀的典型案例。
用现代法治赢得民心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以及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或许可以作为认识这项难题的解决方案。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内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已经取得傲人成就,但只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适时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认识,在持续推动“四个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将中国的发展推进到制度、文化和精神高度,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如此次香港反修例事件所警示,中国需要实现更深层次的现代化,进行一番深刻的治理变革,方能助推两岸四地的融合发展。这里的深层次治理变革,不是要迎合港台所向往的西方制度,也不是要走议会选举或三权分立的道路,而是要完善包含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现代治理体系,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依法依宪治国。探索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有其优越性和适用性,内地毋须改变,更不应妄自菲薄,反而应该优化、坚持、发展。港台所信奉的自由主义选举民主制度,既有优越性,亦有局限性,很难在内地实行。内地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收中国传统智慧的同时,尽快坚定提升制度的现代性,提升治理能力和制度自信,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这是解决现有治理难题,推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解决各种治理难题的一把关键钥匙。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抓住依法治国这个关键制度,推进司法系统改革和监察体制的建立,为内地司法体系的现代化打下基础。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化法治腐败的坚冰需要时间。内地依法治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特别是司法体系,在过去七年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也纠正了历史上很多的冤假错案,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不能因而否认中国司法体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的事实。内地执法者缺乏现代法治理念的情况仍多有发生,特别是在影响广泛的政治领域,一碰到政治问题,不少执法者常常进退失据,忘记了法律的专业性,把不少法律问题政治化,这是内地亟须下功夫改进的地方: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行为方式都要进行根本变革。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习近平经常强调的,内地老百姓容易明白,中国共产党知道要对自身改革的关键意义。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就不能成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不仅陆港矛盾难解,在应对台湾内部力量拒绝和平统一的挑战面前,亦会束手无策。甚至说,即使大陆通过多种努力最终完成两岸统一,在大陆自身治理不够现代化的背景下,两岸之间很有可能仍会矛盾频生。尽力完善自身,坚定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无疑是让自身变“硬”、杜绝上述情况的最好方法,也是让天下中国人“归心”的最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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