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中国：从乐观到悲观的复杂变奏（组图）
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无论时代背景是兴盛、战乱、衰败、复兴……其在中国的历史中都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迹。中国也逐渐形成了一大群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并期待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之指引。时至今日，自由主义在新世纪遇到种种新的挑战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该如何去回应这种变化？新权威主义能否以代替者身份进入历史？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共识又在哪里？对此，多维新闻专访到青年学者陈纯。虽然陈纯被认为是自由派，认为民主政体优于中国现行体制，但其也不时对这一群体进行批判和自我反思。此为第二篇。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著作，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VCG）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青年时期曾经与老师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日本，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不满，与蔡锷密谋发动护国运动倒袁。还有对张勋复辟等进行严词抨击，以及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VCG）
记者：在辛亥百年前后、宪政、公民社会、革命与改革等话题一度成为中国自由派（广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是整个社会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如今中国自由派主要关注哪些话题？
陈纯：如今自由派有很多关注转型的问题，比如关注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也有关注如何避免秩序崩溃后如何避免最坏结果。
林则徐被史学界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VCG）
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改造，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提出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实行以党领政，建立党政领导军队的体制。（VCG）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始终是一个披着现代性外衣的帝国。而且中国究竟该走怎样一条道路，自近代以来就在不断求索，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被提出后曾引发热烈讨论。一些自由派认为，中国就应该走上西方的道路。但基于自由民主在实践过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再看中国的现实国情，这条道路对中国真的是好吗？
陈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看法，或许中国终究会再次走向帝国化。只是在当下不太可能，毕竟如今中国已进入民族国家的秩序之中，与一战之前的国际秩序是不同的。如果中国走向帝国化，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也会与这个国际秩序的老大美国产生严重的冲突。如今的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也是这一种冲突的体现，而非简单理解为美国嫉妒中国的发展。
或许中国不是走向帝国化，而仅仅是通过新权威主义，引领中国前进。只是，新权威主义何尝不是一种理想化状态。新权威主义期望的是，政治权威强大到一定程度会维持政局稳定，同时政权给予经济和社会一定空间的条件下限制民主。这与自由派期待的一样，也是一种理想化。相较而言，宪政国家的社会会稳定一些，而在新权威之下，政府或者中央的权力将越来越强，会挤占更多的空间。
一些人为这种体制辩护时，往往会说，目前中共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有稳定的规则，这套规则与西方不同。比如任期制、集体领导等。从应然角度去讨论，我认为自由民主是优于专制的。而从实然角度，则很难去讨论哪个会更适合中国。毕竟自由民主从来也没有在中国实践过，民国时期也并未实现宪政。
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后称罗斯福新政，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因此有时亦称三R新政。图中自左至右分别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VCG）
记者：具体到新权威主义这个话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各个具体派别对此又会有怎样的不同理解和看法？
陈纯：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90年代出现的新思潮。我认为它是自由保守主义在某个阶段的变体。萧功秦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个阶段仍然需要政府去维持社会稳定，推进市场化改革，等国力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的某些职能方面需要归还社会。
右翼自由派对新权威主义相对不那么排斥，甚至有很多就是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左翼自由主义更认同自由民主，即使权威主义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自由民主在价值层面有许多是权威主义无法替代的。
记者：历史维度去讨论，相较于80年代、六四前后，甚至到90年代初人们对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如今的讨论呈现出哪些不同之处？
陈纯：当今思想界已经很少有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至少我个人近年没怎么看到这方面的文章，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思想界的两极分化加剧，认同专制的已经不仅仅诉诸新权威主义，而是从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施米特对自由民主的批判，贤能政治等角度进行辩护。
记者：的确，跟随着世界范围内对民主反思的潮流，近些年在中国关于对民主的反思也颇为流行。中国虽然从来没有实践过西方定义中的宪政和自由民主，但在其他国家有过实验，同样效果不甚理想。
陈纯：的确是这样。自由民主的一套制度在很多国家也都出现了危机。包括美国，特朗普的上台后，很多行为实际上也已经打破了它自身的一套既有的政治规范。欧洲出现的脱欧以及黄马甲行动，也是危机的表现，只是相对来说好一些。而广泛第三世界的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很混乱的情况。相较而言在东亚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还是相对成功的。我认为，东亚的这种文化与自由民主没有非常互相排斥。失败地区，如非洲、中东和拉美，其建国之初的社会结构就很糟糕，这又与殖民者密切相关。可见，社会层面的一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某个政治制度真正的运作。
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相较拉美这些地区而言良性和成熟很多，但如果就简单的说中国可以马上走自由民主之路也是不理性的。
记者：那么接下来又该如何？你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共和主义”和“共同体”。这是否可以作为解决方案？
陈纯：建构一个共同体，中国需要公民有更高的参与性和组织性，以及对共同体的commitment。但是目前在中国仍比较困难。这也是我虽然支持自由民主，但也不会想着中国立刻就能实现的原因。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应该存在许多社会组织和群体，即在国家构建的一整套秩序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套社会提供的秩序。
记者：秦晖教授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不要总强调西方和平演变中国，也要看到中国也有可能演变西方。
陈纯：某种层度上来讲，特朗普的上台与中国和平演变西方存在一定的关系。
我希望中国得以转型，也同时认识到，中国转型之困难。自由和秩序，是我一直思考的同样重要的问题。总结来说，目前中共或者中国政府提供了一套秩序，只是，它是以牺牲其他可替代秩序作为代价的。
记者：相较于中国少数关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人，如知识分子、学者或者媒体人，可能这部分人持悲观态度。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事实上似乎并不在乎这些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层面问题，相反他们认为日子越来越好了，有人为自己做主也不差。所以，是否同温层的问题，会人为放大悲观和不满？
陈纯：的确。也因此，我一直想真正关注的是，中国各个阶层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的大多数普通人，甚至精英阶层的诉求中，基本上不会包含民主。
而对于中国的自由派，在中国也肯定就一小撮，绝对代表不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共识。如果提共识的话，或许最接近的要数刚才提到的新权威主义。只是很多人并不清楚，新权威主义的内部存在矛盾。
自由派期望的自由民主、中国统治核心期望的集权和权威，以及中国绝大多数的共识，三者之间是存在张力的。如果更细分的话，中国的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之间也存在区分和不同，只是目前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处于失语状态，更难以找到共识。
此前一段时期，中国自由派占据了中国舆论场的主流，然而他们却并未借此为工农发声，了解工农想要什么。当然这也与中国自由派往往代表着中产和精英的态度有关，自由派更愿意去启蒙中产和精英阶层。
记者：所以你对中国自由派并不是很满意。
陈纯：事实上我对中国自由派的批评已经太多了，以至于多到一些人都不认为我属于自由派。我只是认为，如今去构建任何抽象的未来的原则都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去了解中国各个阶层的真实想法。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民意以及真正可以产生的共识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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