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批深圳改革官员“试错” 香港不该是旁观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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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的错误不能全否定”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北京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北京在2019年宣布的一项改革举措，2020年10月11日规划全文正式公布。在这份规划文件中最后一项特别写道：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

这是非常具有中共色彩的政治术语，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给改革官员失误、犯错的宽容空间。在讲究规范与法理的香港政治体系中，这种模糊操作或许是难以精准体会到的，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或许有更贴切的理解。

这是内地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梁湘被派往深圳“拓荒”。在前无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的条件下，梁湘按照其自己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吸引外资，举债建设，随即雪片般的举报信便纷纷飞到中南海这是内地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梁湘被派往深圳“拓荒”。在前无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的条件下，梁湘按照其自己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吸引外资，举债建设，随即雪片般的举报信便纷纷飞到中南海。当时举报者声称梁湘在搞资本主义，甚至出卖主权，挥霍国家资产，其遭受的挑战尤其是“左”的压力遍布朝野。然而，在这种背景下，梁湘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千秋功罪，后人评说”，为深圳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注入了“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灵魂。当然，最后他随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调任，负责筹建海南省，甚至最后因为贪腐问题被免职，但是其对深圳的改革贡献仍然受到了肯定。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官员的主动性所扮演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不断通过反腐、整风等政治行动强化对官员队伍的管理约束后，中国官场着实需要容错空间来放松政治氛围，令官员卸下求“稳”求“安全”的为官心理，重拾改革年代该有的创新精神。

但在更加规范与更具活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并不简单。尤其是在官场上，这种左右之间的取舍与方寸的拿捏是具有风险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官员的议事规范可以是一起坐下来，燃上一根烟讨论，甚至就某件事的不同意见而发生争吵。如今中国官员队伍更具规范性，甚至要求现代化，官僚体制的森严与分明一定程度上确实隐藏了官员的个性与主动性。

容错机制在深圳示范区规划方案中的特意提及可以理解为是中央有意提振沉闷的官场气氛，更重要的其实是改革的需要。在改革难度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背景下，深圳乃至中国的二次改革都确实需要更多的梁湘。

香港还有闯劲吗？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这份文件公布之际，媒体称港府正在研究大湾区港人跨境投票事宜的报道引发反弹之声。这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参加深圳特区40周年庆祝活动时不禁对媒体自嘲“我每次到深圳市，深圳市领导都很关心我，甚至很同情我。”

在今年香港回归23周年的酒会上，林郑曾哽咽称过去一年是其从政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在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中，示威民众上街喊出“五大诉求”，其中之一便是林郑下台。当然除了开始的修例问题外，其中暴露出的更加真实议题是香港的经济结构问题，香港的社会民生之困。但是当香港不断用这样的方式去发泄情绪，埋怨港府的解决能力时不正是被不停的政治风波给缚住了手脚吗？

事实上，香港出现的问题恐怕港府不是没意识到，也不是没有去解决，最终彻底令矛盾到了一个大爆发的阶段难道就全是官员无能的责任吗？

从2000年董建华任特首时期，香港是有“八万五”计划，数码港计划，“硅港”计划，“中药港”计划的，梁振英期间港府正式订立了官方贫穷线，就在反修例风波爆发的前一年，林郑还支持“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呢，但这其中有些不都是在香港的政治内耗中夭折吗。

正如林郑在采访中所称，香港人的竞争力是强的，适应能力也不差。曾经拼搏进取、灵活多变的狮子山精神点燃了多少人的热心，也成就了香港的经济繁荣与东方明珠的形象。但现在香港越来越强调本土化，这种保守姿态不仅令香港内部陷入撕裂之中也成为国际议题上的“战场”。

香港今天的问题，兜兜绕绕，想要破局，就必须釜底抽薪。归根结底，香港现在是一个需要破局的境地，关于香港经济发展结构的问题，关于民生住房、收入，关于阶层的流通等等都需要自我改革，也就是深层次结构矛盾。港府是否也有深圳的敢闯敢迈步的精神？问题都已经在纸上，只等行动了。在“格子”里做官，不是好官，这也是懒政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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