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支点 深圳示范区如何撬起制度创新（组图）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深圳再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成为外界热议的焦点。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出现背后，包含着中共怎样的战略考量？如果将深圳看作载体，今天的人们又可以对社会主义得出怎样的思考？多维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清扬。

中国政府将深圳定位为“先行示范区”，代表着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VCG）

记者：从1980年“经济特区”到201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该怎么理解深圳的角色之变？

顾清扬：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它的先行先试，不止是一个产业或者产业园之类的问题，主要是一种制度的探索，是一场市场经济的系统实验……

记者：但在一些人看来——包括一些学者与一些老百姓朴素的意识中——深圳是一个与“资本主义”这个词有暧昧不清的联系的典型符号。

顾清扬：我所理解的制度探索与这些人不一样，我认为不应该把深圳归结到某种与资本主义有关的结论上。深圳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深圳的制度探索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探索，而市场经济是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制度。深圳的成功，我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成功，而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成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相融的，它们的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可以相融的，深圳的成功已经映证了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现在把深圳冠以“社会主义新时代先行示范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深圳的实验是带有制度性的，但这种制度性实际上是关于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市场经济如何运作，现在这一点已经被认为是可行的。早期的时候邓小平为什么说“不争论”？因为在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按照这样的思路，现在将深圳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仅并不矛盾，还是对过去的认可，以及指向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出台的文件第一段里就有这样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新时代”，“新时代”的意义在哪里？我所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以及这种社会主义特色下的市场经济，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与时俱进的，紧跟时代发展。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共中央赋予深圳的新定位中通篇只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那就少了一个关键元素；提“新时代”才能强化这种新实验的时代特征，我个人会给出比较高的评价。

“新时代”应具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从国际上来讲是全球化，从科技上来讲是以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度信息化、互联网化的特征。在这样的时代特征之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要紧随这样的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我觉得这是深圳需要探讨的。

深圳“先行示范区”的作用不是讨论某一个产业的发展或者狭义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要讨论在新时代中的制度创新，包括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你们多维新闻把它称为“第五个现代化”——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深圳在1979年后的早期探索中，也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与市场，也带有许多制度性的创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探索，更不仅仅拘泥于经济产业或者大湾区的互联互通，也应该是全方位的制度探索。

深圳作为中共对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先行示范区”，应该多从制度创新的高度去思考。（VCG）

记者：你所说的“全方位制度探索”，包括哪些具体方面？

顾清扬：我对此有一些一家之言，说的不一定都对。

我认为制度探索的第一点，是要在向全世界一切优秀的、先进的经验学习的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其他国家的制度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失败的，因该在这种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寻找结合中国世界的创新的突破口。 我们过去40年借鉴国际经验重点是放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的，深圳的探索应该上升到制度层面的借鉴。

第二点，在历史的纵向上，从中国过去40年积累的改革开放中发掘经验，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中学习与总结。

中国不能关起门来找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模式必须放眼全球，向全世界开放、向全世界学习，借鉴全世界优秀的东西；同时也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比如说过去40年，乃至更远的中华文化历史的源流。我们要把这些进行认真的总结，探索出一种能够使中国担负起一个新型世界大国责任、成为领先的世界大国的制度与道路，我认为应该向着这个宏大目标来做引导。

记者：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中共对于深圳的新定位，是试图在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这样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所流行的“社会主义”认知的超越。西方的左翼发明过各式各样的名词，比如民主社会主义等，其实核心概念就是强调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但同样因为将公平性绝对化，其在现实制度安排中催生出的福利主义从现在看来并不能说是好的解决方案。而中国通过深圳开始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探索，试图要找到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现代化”的方向。

顾清扬：我刚才讲了深圳先行示范区要吸取全世界人类成功的经验，当然也要对一些教训保持足够的警醒，比如说你提到的一些西方左翼人士提出并实践的“大福利主义”，我想这绝对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模式。

中国所要的选择，不是人云亦云或者照搬海外，而是向全世界学习，同时又要具有从中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东西，甚至包括东方国家的一些文化特色。

我觉得一个城市要发展，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一个是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要做好，这是属于硬件方面的东西；第二，规范的法制、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现代化的政府治理等等也需要做的非常好；第三个方面包括城市中社区的凝聚力、温情，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爱、心灵的相通、理念上的共识等等，这方面是很多世界大都市所缺乏的，而中华文化中却特别强调这些素质。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过度的重视物质、GDP或者财富的积累，但是实际上中国人走的太快了，当人们停下脚步看的时候会发现，刚才我描述的那些才是大家内心真正追求的，那也是中国城市应该具有的特色。

我认为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应该同时包含这三部分的内容，缺一不可。没有好的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等硬件，这个城市是不完善的；只有硬件没有完善的法制和社会规范、没有现代化的政府治理能力，也是不完善的；只有前面两个而没有民间的温情、互助、友爱、关怀、价值观等共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香港目前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缺乏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可。

但是即使有了这三个方面，我认为还是稍微停留在比较低的层面，更高的层面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以及长远的战略制定，这方面可能更加（重要）。我们看全球的一些大都市，这些城市可能很多方面很富足，包括先进的制造业、研发中心、总部经济等等，但是它们的社区发展、社区建设可能并不太具有凝聚力，民众普遍缺乏相互了解、缺少温馨的社区建设，所以第三方面在它们那儿是缺失的。这就是中国需要具备的全球视野，分辨出什么是别人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足的地方。

针对深圳，有些人喜欢谈论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甚至是以前海地区为主打造物流和金融中心，但这些只是我刚才描绘的三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应该有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制度安排，以保证刚才提到的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从而把深圳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先行示范典型。

深圳与香港只隔一条深圳河，但在香港乱象频出的当下，两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新华社）

记者：正好你提到了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深圳与香港某种程度上像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的一面镜子，抛开坊间热衷的两座城市“谁取代谁的地位”的讨论，你怎么从香港与深圳的维度解读社会主义，以及香港正在经历的内乱与考验？

顾清扬：香港问题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也是通过最近两三个月对香港观察，特别是香港的种种乱象在不断刺激我的思考。

我觉得香港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完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处理一国两制的关系，但是港府对香港本地重大的产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实际上这就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问题，体系不健全导致能力有缺陷。

比如说，以香港特首为主的港府在重大战略方面执行力是比较弱的，虽然大家早就认识到香港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民生问题，包括住房、就业、年轻人的出路等等，这些都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但是没法去解决它，为什么？

记者：因为香港本地的建制力量与既得利益群体深度绑定，而中央政府的治港系统又将“五十年不变”当成了“五十年不管”，将一国两制理解与执行成了“消极一国两制”。

顾清扬：中央怕被外界舆论说干预香港内部管理，干脆就由港府自由发挥，但是香港整个的治理体系中间又没有赋予特首应有的权力，因为香港一直保持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小政府”……

记者：采取官商共治的模式。

顾清扬：对，所以你可以看到20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实际上没有实施太多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建设项目，我是觉得这是它的主要问题。

但具体来说，中央治港该怎么管？我不太有研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当然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但如果直接治理的方式过多，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很可能会有人说“还没到50年你就开始直接插手干预”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并不意味着中央一些积极主动的治港措施不好）。

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央需要与香港特区政府达到一种默契，香港的内部事务主要还是交给香港人来办，但是中央政府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帮助以香港特首为主的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做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特区政府更加具有协调能力、前瞻性，以及更强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特别是民生所需要的住房、就业、产业发展导向等等，我想这是香港所迫切需要的。